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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历史编纂学的后现代转向批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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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3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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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Society)。他们宣称将“致力于自身专业的重塑。”到1999年中期，他们已经吸引了1200名会员。在它成立的公开宣言中，宣告其会员资格将超越旧的政治派别——“从左翼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右翼的传统主义者”。它对进行无休止争论的所谓“文化战争”表示痛心，并力求消除“近年来根深蒂固的不合理状况”。
其间还出现许多新著作，分析历史学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有说服力的回应意见。其中包括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Evans)的《保卫历史学》(In Defence of History)[6]和边汉·麦克柯劳(Behan McCullagh)《历史的真相》(The Truth of History)[7]。其中，埃文斯是哥伦比亚大学近代史的候任教授，已经有相当的知名度，被大众和学术媒体广泛评论。
埃文斯与后现代主义论者削弱历史学可信度的企图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论争，特别是针对他们否认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运用和对真相的追索。埃文斯指出，那些批评者如果没有他们所否认的观点作依靠，甚至连表达自己的异议都无能为力。例如，后现代主义者埃伦·萨姆卡瓦(Ellen Somekawa)和伊丽莎白·史密斯(Elizabeth Smith)认为“无论历史学家有怎样的职业规范，所有个人的解释都是正当”。因此他们称历史学家应该抛弃传统历史学家书写真相的信仰，代替以对自身持有的道德或政治立场的承认。但既然所有的解释都被认为是正当，那作者也必须承认自己的解释与其对立方——传统实在论——的解释同样合理。但是他们仅仅得出了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却认为实在论历史学是错误的。埃文斯注意到，“一旦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被运用到它自身，其很多观点就会因自相矛盾而无法立足。”[6]埃文斯还剖析了女权主义历史学家黛安·波克丝(Diane Purkiss)在她的《历史上的女巫》(The Witch in History)一书中对历史学的批评。在书中，作者拒绝用传统经验的方式研究自己的课题，而力图“讲述和复述关于女巫大量不同的故事”。然而埃文斯指出，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作者同样承认了她在为女巫“组配史实”，并运用了她在其他时候曾贬低的各种手法。她一面抵制经验主义历史学中代表“男性”的事实观，一面又不停地将其他女权主义历史学家的反男权主张批评为根本“不可能”。埃文斯指出，波克丝“自己独占了作为怀疑主义者的特权，又同时拒绝它被男性所拥有——这是一种性别的双重标准(或许根本就不存在单一标准)，因为如果事实真的是一个男性化概念，那么波克丝将永远无法声称她自己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了”[6]。
埃文斯著作的出版者称其是一部堪与E·H·卡尔(E·H·Carr)的《历史是什么?》“比肩的划时代之作”。后者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作为指导历史学科实践的标准之一而存在。但埃文斯的作品似乎很难将这一角色扮演同样长的时间，这其中有两个原因：其一，他将自己的议论专注于后现代主义这一现象，就像他所写的那样，这一标签已经开始被它的一些最初支持者所回避了。1997年底，后现代主义理念体系的构建者之一，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建议道，既然人们“根本不知道”后现代主义一词的意思究竟是什么，“那么还不如干脆把它取消掉。”[8]如果说还有什么能与当前这一代激进的学者相符的话，那就只剩下他们对学术风尚的嗜好了。可以说，他们学术兴趣转变的速度与频率决不亚于时装行业。在20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同样的一批人分别一度成为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激进的女权运动、同性恋理论、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的追随者。其学术花样的不断翻新不过是为了获取对付经验主义批评的抗体罢了。这一幕在不久前已重演了很多次，当他们看到一种强大的观点形成后公然对当前处于优势地位的理论提出挑战，就会迅速地宣称这种理论已经过时(这对他们自己来说可谓最尖锐的指责)，并尽快将其抛弃(甚至就在我写作本文的这一周，还刚刚收到了一部邮递来的书稿，是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斯碧瓦克Gayatri Spivak的一部评论性著作，在书中她宣称自己正在放弃“后殖民主义”，这个她一直被认为是其中重要代表人物的理论[9]）①。不幸的是，对埃文斯来说，他很有可能会发现自己所批判的目标很快就撇下他销声匿迹了，没有人再会承认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实际上，如今大多数人已经倾向于进行不那么具有煽动性的文化研究，尽管它同样认同反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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