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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历史编纂学的后现代转向批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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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3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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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论的哲学和反西方的政治理论，但它带有一种温和的学术色彩，从而具备更浓厚的学术粉饰。
埃文斯存在的第二个问题在于，为了更加讲求策略和力图促成学术谅解，他对自己所批判的运动做出了过多的让步。埃文斯曾评价道，后现代主义以其更具建设性的方式“促使历史学家更加接近原始文献，更加小心地拨开事物的表面，用新的方式对待文本和叙事”[6]。他主要以罗伯特．达尔顿(Robert Darnton)1983年的著作《猫的大屠杀》(The Great Cat Massacre)来论证自己的这一判断。这本书的作者将其所有研究完全建立在一个在其所描述的事件发生30年后写成的三页纸的小册子上。“对猫的屠杀”被认为是一群学徒在18世纪30年代所为，达尔顿将其作为18世纪90年代法国大革命中的大屠杀的有象征意义的先兆。然而除了一本出版于1762年的小册子，达尔顿没有找到其他任何关于这场屠杀的史料。尽管埃文斯也知道，很多批评家指责达尔顿的著作很难站得住脚，但他仍高度评价了这本书对其所涉及的单个文本所进行的复杂的分析解释[6]。而在前面的章节中，埃文斯在对史学史的清晰回顾中早已表明，仔细审查史料的原则远早于后现代主义而出现，在过去170,年中一直是历史学研究方法的组成部分。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在19世纪30年代提出了这种新的更加严格的保证历史真实性的研究规范，而他的这种专业技术得益于他最初的文献学训练。与后现代主义历史研究还不同的是，传统历史学家往往在对文本的分析中运用怀疑的态度，从而能够辨别：哪些是与论题相关的，哪些是不相关的；哪些是可以被证实的，哪些是不可证的；哪些是可信的，哪些是不可信的。埃文斯的书并不能说服历史学家能够从后现代主义那里学到如何审查史料。
埃文斯对后现代主义的另外两个评价是，其一，它将历史写作的重心由社会科学转移到了文学模式上，从而使其更容易被普通公众所接受；其二，它还原了作为独立个体的人的历史，而在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写作中，人总是作为群体出现的。关于第一点，西蒙·莎玛(Simon Schama)这位过去十年最畅销的图书作者之一的后现代主义作品似乎会带给我们类似的看法。但这一点，对于那些类似于埃文斯的学术著作而言就不再适用了。至于黛安．波克丝的作品，更只有那些坚定、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才会有胃口。这一点同样不适用于《谋杀历史学》中所讨论到的几部作品，如格雷格·戴宁(Greg Dening)和保罗·卡特(Paul Carter)讨论反叙事理论的著作。与此相类似，埃文斯的第二个评价表面上看似乎很有道理，但完全忽视了以米歇尔。福柯为代表的反人文主义思潮及其理论，即认为人类对独立的追求只是一种幻想，人类个体仅仅充当了语言和文化的工具。福柯和他的追随者通过一种社会科学家此前从未意识到的方式，将作为个体的人消解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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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实际上，早在1991年，澳大利亚文学理论家约翰·福娄(John Frow)就表现出法国人所偏爱的先声夺人，出版了一部名为《什么是后现代主义》(What Was Postmodernism?Local Consumption Publications,Sydney，1991．)的专著。
然而确如埃文斯所言，后现代主义还是有一个成果的。就像埃文斯所说的，后现代主义的出现迫使历史学家从未像今天这样努力审视自己的研究方式和过程。埃文斯自己的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我在前文中提出了不同意见，但《保卫历史学》一书确实发挥了很好的保卫作用，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如果不是后现代主义的挑战，这一切似乎都不会发生。然而，一个问题也同时伴随着这场反击一同被提了出来，即历史学家是否最有资格进行这种对抗。在《历史的真相》中，麦克柯劳指出，由于这一争论从根本上看是关于是否承认真相和客观性这一基本问题的分歧，而且由于后现代主义者的批评更多地是从哲学而非从历史学层面提出，因此由历史学家起来进行反击、并被认为是合理的那些方法未必是恰当的。作为一个实在论哲学家，麦克柯劳力求保证历史学研究实践不受其哲学对手的影响。他认为，迄今为止，历史学家争论的焦点集中于历史描述、解释、说明的合理性问题，而哲学家则重点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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