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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历史编纂学的后现代转向批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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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3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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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学家的预设和其运用的合理性标准展开辩论。因此，他认为任何一方都无法公正对待另一方的意见[7]。
而现在涉及到历史学家时，这种表述也不完全准确了。如埃文斯，他确实抓住了后现代主义者所持有的合理性的标准，而我自己的书也努力揭示后现代主义者自身的逻辑和科学哲学对他们的影响。当然，哲学家提出的很多问题，历史学家在讨论中还没有涉及到。麦克柯劳不仅提出了很多类似的问题，而且将争论引向深入，使其更像是一场哲学论辩，而不是历史学争论。尽管我没有被他的全部观点所说服，但他的著作确实是一部杰作。它可以被看作是由哲学家所做出的最佳的历史学回应和对这一领域的主要贡献之一。
麦克柯劳将讨论引入了语言哲学，即那个很多后现代主义者借以获取批评历史学原始资源的领域。例如，法国理论家罗兰·巴尔特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以及他们后来的英语国家追随者，如罗伯特·贝克霍弗和凯斯·詹金斯，认为语言与客观世界没有重要的和规律性的联系。词语和文本并非通过其自身与世界的联系产生意义，而是在其与其他词语和文本的联系中产生意义。因此运用语言对所发生事件进行描述并不能揭示真相。故而就像语言一样，历史学并不能代表过去的真相，只能代表其本身。如詹金斯所言：“所指(过去)只不过是能指(历史)而已”[4]。但麦克柯劳举出了其他语言哲学家的著作——迈克尔·戴维特(Michael Devitt)和凯姆·斯蒂尔尼(Kim Sterelny)[10]——对此加以反驳。他指出当人们通过语言发表意见时，并非仅仅制造了一系列与其他词汇关联的词汇。相反，他们指示了现实世界中某种能够带给人们特定经验的东西。麦克柯劳指出，一个人只有看到了褐色的物体才会真正了解“褐色”一词的意思．仅仅通过被告知褐色不是：黄色、蓝色、红色等等是不可能了解“褐色”的真实的意思的。“褐色”一词是与经验世界中一种特定颜色相联系的[7]。因此，词语的意义和语言的运用兼有了指涉性和实在性。
麦克柯劳同时考察了德里达关于对历史的描述依赖于文本的特点，这一点也均被贝克霍弗和詹金斯重复提到过。其理由是这样的：尽管历史性描述宣称是对历史的再现，但在作者进行描述时并非借助于真实的世界，而是借助于其他文本，如关于所发生事件的报道和记载人们如何经历一个事件的档案。因此历史学家对历史所作的描述并不与真实世界直接发生联系，而是由其他文本生成的。就像格雷格·戴宁所说的：“我将已经文本化了的过去再次文本化。”[11]麦克柯劳认为，历史学家从大量的文字记载而不是从其直接的观察中推定过去发生的史实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他指出，只有当文字记载与所发生的事件无关，或没有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时，才意味着他们对历史的记述是不真实的。他评论说：“并不是因为历史学家的描述借助于其他文字记载这一事实本身使得其描述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只有当证据首先不足以支撑其观点时，他们的描述才是可疑的。而当证据能够充分支持历史描述的事实时，人们也就完全有理由相信那很可能就是真相。”[7]
德里达提出的另一个观点，后来被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发展为对历史学的批判，即对现实世界的描述总是以牺牲细节为代价。对历史的描述往往运用普通的名词和动词，选取那些一般化的相关特征加以描述。认为我们对世界的描述能够精确地再现真相显然是幼稚的。利奥塔特别指出，历史著作的读者应当被告知，他们正在读的只是经过创造的历史，文本和事实是相分离的两码事。利奥塔宣称，既然详尽地再现历史是不可能的，那么历史学也是不可能的[7]。但就像麦克柯劳所指出的，历史描述只涉及一个事件或某种境况的一些方面，与其他无关。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不可信的，这只意味着它是不详尽的。历史描述无法捕捉过去的每一个细节，故而总是不完整的，永远达不到与过去“一一对应”。但这一事实并不能否认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再现历史。麦克柯劳承认：“描述越是一般化，就会越不精确。然而，非常一般的描述还是能够做到完全准确的，人们身处其中，虽然距离精确很远，但依然能完全信服他所知道的事实。”[7]就此而言，麦克柯劳认为后现代主义者对最后一点的深入探讨应得到赞誉。“我们应当感谢后现代主义者能将描述的局限性暴露得如此鲜明。不可否认，描述中只是运用了普通的名词和动词，同时还有一系列用以表述过去的事实。它们不能捕捉每一个细节，……”[7]这在我看来，是一种奇怪的恭维。没有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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