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新政已达到相当程度的社会动员。在戊戌新政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在维新派的大力宣传、鼓动下，不仅光绪帝及帝党官员参与了变法，包括洋务派在内的官僚集团中的许多人、各个地方的爱国士绅，甚至慈禧太后等，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变法，使变法运动拥有比较广大的群众队伍；戊戌新政的进度也是惊人的，在“图自强在一反掌间耳”③的认识和“大变”、“速变”、“全变”思想的指导下，短短的百余天时间里，大到设制度局以议政，小到整修京师街道，艰难如废八股改试策论，激烈如罢免礼部六堂官等等，百余道变法诏令，牵涉到所有领域的改革措施几乎是一齐出台，用今天的话说是“大干快上”。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变法的群众基础的争取、与变法的速度和广度的追求竟成反比，社会动员与变法运动的深入和扩大却成为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年轻的维新派与同样年轻的光绪帝选择了后者，结果是失去了前者——当变法运动以加速度深入触及到官僚机构、科举制度、旗人生计等方面的变革时，原来的许多支持者疏离了变法运动，并且成为反对派，与顽固势力一起扼杀了戊戌新政。

今天作为我们这些可以安坐在书斋中一笔一划写文章的后人，在潜心研究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维新派变法措施过激，导致戊戌新政的失败。但作为今人，我们更应当以客观的态度，对前人多一分理解，而不要一味指责维新派失策。因为，在“瓜分豆剖，渐露机芽”，“虽救火追亡，犹虑不及”④的形势下，有几个中国人愿意按部就班、从容不迫地慢慢来？在全面落后于西方的中国，改革者所遇到的是一团乱麻，“一行变甲，当先变乙，及思变乙，又宜变丙”⑤，在短时期内有谁能理得清这个“胶葛纷纶”的头绪？若枝节为之，与洋务新政又有什么区别？又有谁敢保证，先立“甲”而“甲”必定能生存下去呢？当中国人面对西方国家所展示的富强全景图时，有几个中国人不想全盘照抄，以使祖国在“优胜劣汰”的民族生存竞争中成为胜者呢？

三

戊戌新政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被基本推翻，慈德太后及其所代表的顽固派不仅否定了戊戌新政，而且重新又仇视一切洋人、洋事物，甚至要“剿灭”或赶走一切洋人。这实际上是把历史的车轮又倒退到了洋务新政以前。慈禧太后及顽固势力的倒行逆施，不仅受到维新派的严厉抨击，也引起了洋务派所反对，并且遭到了洋人的打击。结果，在庚子年的八国联军战争中，慈禧太后及其所代表的这股势力几乎被洋人所“剿灭”。这无论对朝廷、对民族，都是又一次的“创钜痛深”，又一次的生死存亡考验。也就是说，“庚子”是戊戌以后大清国历史车轮倒退的最底线，这以后只能是掉头再往前进。1901年1月29日，即清政府宣布接受《议和大纲》的14天之后，诏今变法，开始了晚清第三次新政，史称清末新政。

清末新政与前两次新政一样，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不易者三纲五常”，“可变者令甲令乙”⑥。但这只是清王朝的一厢情愿，无论是从时代潮流还是社会要求看，庚子以后的变法不仅不可能停留“令甲令乙”式洋务新政水平上，也不能仅仅重演戊戌新政。所以，清末新政比两次新政都前进了一大步。

清末新政的主导力量最初是洋务派，这是历史车轮重新启动时的必然现象。1901年7月，张之洞、刘坤一联名递上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是为代表。在这份对新政初期起指导作用的奏折中，张、刘代表洋务派提出了设学堂、改科举、去书吏、汰绿营、劝工艺、定商律等要求，被慈禧太后全部采纳，并照此实行。于是，曾被慈禧太后推翻的戊戌新政成果重新一一显现。但只是开端，曾被壅堵截流的社会变革潮流一旦决堤放行，其汹涌迅猛之势是洋务派所无力驾驭的。不久，立宪派取代洋务派承担起指导变法的历史任务。立宪派虽然可以说是戊戌年间维新派的发展，但与维新派已有很大的不同：立宪派已有更宽厚的社会基础，其主干部分是数量日渐扩大，且日趋觉醒的资产阶级；其政治改革主张更为明确、成熟，尤其是君主立宪制方案已相当完整、清晰，且内容充实；其思想理论基础已是引自西方的系统、完整的近代政治学理论，基本摒弃了传统的经学；在组织形态上，立宪派已成立了众多的近代政团组织，如“预备立宪公会”等；其政治行为已基本具备近代型态，如：凭依合法政团，利用合法讲坛（如咨议局、资政院），运用集会、游行、请愿、书刊宣传等形式进行政治斗争。

清末新政的主持者仍然是清朝政府，但已不像前两次新政那样只是统治集团中的某一个政治派别（如洋务派、帝党），而是由整个统治集团主持变法。因此，在朝廷内部已经没有要不要兴西学、要不要变法这类争论，而只有变法的快慢、立宪早迟的分歧，以及利益分配上的争夺。无论是变法，还是立宪，几乎已成为君臣上下一致的呼声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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