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从对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入手，详细分析了商代人的上帝所具有的属性，并进而认定他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特点的真实性。上帝是大地的四个方向的主宰，当然也统治着来自四个方向的风以及依次而来的四个季节。作为宇宙间至高无上的君主，他还对大地、山川、行星以及人的祖先具有统辖的权力。作为象形的“帝”字本身就是由“上”、“木”和“方”三部分组成的，因而“帝”就是处在森林四方和大地中央的那个树木顶端的最高位置的那个人的名字。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渔猎、建筑、播种、收获、战事都要通过占卜来获得上帝的号令，而天气、疾病、以及吉凶祸福也都是出自上帝的意志。“‘帝’是似乎是指一个不能确定的、间接的和隐喻的名字，一个具有拟人的形式，无法形容的人，其真实的名字是无法知道的和不可言喻的。”（29页）同希伯来人不同的是，商人有着把崇拜对象予以扩大化的倾向。人们不仅仅把上帝作为神，同时还接受地方神祗和部落神祗，而且还把上帝本身的部分属性单独分出来作为神祗予以膜拜，如帝的使者风神、服务于上帝的地母神、山神、河神以及方向神东帝、西帝、南帝和北帝等，还把死去的祖先奉为神灵。这种趋势最后还导致中国人把上帝同中原地区的种族神——黄帝等同起来。这也许是基于政治上的原因。然而，尽管如此，上帝的至高无上性却从来没有过动摇。

　　安东尼奥还发现，古希伯来人把他们的上帝称为“SHADDAJ（意为全能之神）”，这一发音与今日广东人“上帝”一词的发音相似，而广东方言正是对汉语古音的保留。因此，中国人的“上帝”与希伯来人的“SHADDAJ”原本就是同一个词汇在不同语言中的不同存在方式而已。（51页）

　　此外，中国古籍《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中提到上帝是“和平乐园”或“野禽狞猎园”或“空中花园”的主人，所描述的环境与《圣经》中之伊甸园十分相似，而且，希伯来语中的“伊甸”一词正是快乐、愉悦的意思，如果意译过来就可以称之为“乐园”。（54页）

　　接着，安东尼奥又对商代人的婚姻、国王继承方式、社会构成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这样的设想：中国的早期历史不是神话的源泉，而是一种高尚的宗教精神传统。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虽然具有中国特色，但同西亚的闪米特文化传统相比较又是平行和一致的（闪米特文化的代表就是希伯来人的《圣经》），因此，两种文化应该来源于一个共同的历史源泉。《圣经》的传统在2000年前发展成为基督教，而在中国，这种上帝崇拜传统在商代灭亡之后马上就奇迹般地消失了。因此，重新考察中国早期的宗教文化无论对东方还是西方都有着本质的、与人类生命密切相关的意义。

　　2、汉字是《圣经》的第一章

　　20多年前，一位叫Ethel. R. Nelson 的美国女病理学家在泰国居住期间无意间读到了一本小册子——《创世纪与汉字》（《Genesis and the Chinese》）,上面提到了汉字字体结构本身所隐藏着的上帝创世传说。此后，她竟对这个课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她设法与该书作者C. H. 康教授建立了联系，接着竟又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加入了康教授的研究工作。如今，她与C. H. 康教授合著的《创世纪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Genesis》）以及与Richard E. Broadberry 博士合著的《创世纪与孔夫子不能解释的秘密》（《Genesis and the Mystery Confucius Couldn’t Solve》）因进一步拓宽了圣经考古学的研究空间而引起了海外学术界的关注。

　　在上述两书中，她举出了上百个汉字为例，以详细而严谨的论述阐明了每一个汉字个体中所隐含着的古老传说。

　　比如“造”字，由土、口、走三部分组成，甲骨文中常以“口”代人，“造”字即为用土做出的能够行走的人。造字的那个人把嘴当作人身上最重要的符号并用它来代表人并不是因为他把吃饭看作是人的第一大事，而是因为他把语言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因为上帝就是用语言创造的世界！另外，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会说话而动物不会。 因此，“造”就是对上帝造人工程的直接的记录。

　　又如“福”字，由礻、一、口和田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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