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宋元时期，在三教融合并且不断世俗化的背景下，善恶报应信仰成为了时人最为普遍的一种信仰习俗，它的发展和盛行，不仅具有整顿人间伦理秩序的作用，同时也对宋元戏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既与宋元戏曲描摹世态、揄扬善恶的本体特征相关联，也与美善统一的文艺传统相契合。

　　关键词： 宋元；善恶报应；戏曲；影响
　　
　　在中国，善恶报应信仰的产生，是与先民对鬼神和上天的的敬畏与崇拜相一致的。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在其发展过程中，它对古人的心灵与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对于善恶报应信仰，现今的学者一般都认为它是一个融合着儒、道、释三教思想的混合体。这固然不错，但需要稍加强调的是：其一，善恶报应观念的渊源极早，远在道教形成和佛教传入中土之前。其二，儒、道、释三家的善恶、承负、因果、报应等思想对于古人善恶报应信仰的形成和巩固具有重要作用，它们彼此既有冲突，也有统一。其三，善恶报应观念成为人们的一种普遍信仰而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是在宋元时期，同时，它对宋元戏曲——宋元南戏和元杂剧——也有着深刻的影响。本文仅就最后一点进行展开。
　　
　　一
　　
　　宋元时期，儒、佛、道三者之间，既互相矛盾，互相斗争，但更多的是互相吸收和互相融合，“三教合一”已成为诸家的共同认识和做法，而善恶报应之论往往成为三教融合的一个结合点。
　　佛教东传以后，其发展过程，就是不断中土化和伦理化的过程。“宋代以后，三教融合，佛教的中国化具体地表现为佛教伦理的儒学化、世俗化，世俗生活成为佛教关注的重要内容，佛门注重以布道弘法劝诫世俗，扶世助化。”[1]在提倡三教融合方面，宋释孤山智圆直接主张佛教伦理向儒学的靠拢，他说：“士有履仁义、尽忠孝者之谓积善也。”“夫儒、释者，言异而理贯也，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2]也就是说，在智圆这里，以忠孝为至善的标准，佛教与儒家已趋统一，“外典”、“内典”的差异，仅在于修身和治心的方式不同。其后的“明教大师”契嵩也有相近的言论，这种状况，实与宋代的宗教政策密切相关。宋初，最高统治者虽确定以儒治国的方针，却又采取儒、释、道三教并兴的政策，这为三教的融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宋真宗曾对臣下说:“三教之设，其旨一也，大抵皆劝人为善，唯达识者能总贯之，滞情偏执，触目分别，于道益远。”[3]他又尝著《崇释论》二篇，认为:“释氏戒律之书，与周、孔、荀、孟迹异而道同，大指劝人之善，禁人之恶。”[4]作为浮屠的智圆、契嵩等人，他们的善恶观，正是这种社会文化土壤的产物。
　　道教在宋元时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由于它与儒家思想的隔阂较少，所以对道教而言，所谓三教融合，主要表现为道教对佛教教义和理论的吸收，这在善恶报应观念的改进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实际上，从东晋以来，一些道教书就开始吸取佛教的六道轮回和因果报应的思想，方天立先生指出：“这表明道教学者将佛教的业报轮回思想和道教的承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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