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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善恶报应信仰之发展及其对戏曲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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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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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12]我们不难想象，有皇帝的提倡、神灵的监视、对福寿的希求以及对祸夭的恐惧，再加上文字的浅显通俗，《太上感应篇》所宣传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念，势必会深入人心，并在“世俗世界”形成一种普遍的信仰。
比《太上感应篇》更通俗、更实用的是《太微功过格》，它成书于金大定十一年（1171）。功过格是道士自记善恶功过的一种簿册，《太微功过格》也认为有天地神灵在监督着人的善恶行为，并予以报应。但是，它比《感应篇》又有了新的发展，《感应篇》虽指明了善恶的“定性”标准，但还没有给出一个“定量”的标准，而《太微功过格》则明确标出了善恶行为甚至意念的等级标准和功过的计算方式。它以表格的形式，立“功格三十六条，过律三十九条，各分四门，以明功过之数。”例如，“以符法针药救重疾一人为十功，小疾一人为五功，如受病家贿赂则无功。”“赈济鳏寡孤独穷穷民百钱为一功，贯钱为十功，如一钱散施积至百钱为一功，米麦币帛衣物以钱数论功。”“修合毒药欲害于人为十过，害人性命为百过，害人不死而病为五十过；害一切众生禽畜性命为十过，害而不死为五过，举念欲害为一过。”“恶语向君亲师长为十过，向善人为八过，向平交为四过，向卑幼为一过。”[13]然后，它规定修真之士每晚临睡前，对照表格，自记功过，以明功过之多寡。而且，天上神灵也有这样的记录，两相对照，一月一小比，一年一大比，功多者得福，过多者得咎。显然，它与《感应篇》相比，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故而深受欢迎，自《太微仙君功过格》出现以后,各种功过格便在宗教界和民间大量产生。
受道教劝善书的影响，佛教劝善书也应运而生，在宋元时期，佛教劝善书的主要形式是“宝卷”。宝卷由唐代变文演化而来，按照郑振铎的观点，宝卷“实即‘变文’的嫡派子孙，……‘宝卷’的结构，和‘变文’无殊；且所讲唱的，也以因果报应及佛道的故事为主。”“佛教的宝卷在初期似以劝世经文为最多。”[14]既然是劝世，就必然具有强烈的世俗伦理化趋向；既然是在瓦子中讲唱，就说明它的确受到时人的喜爱。于是乎，佛教所主张的善业恶业皆为各人自作自受的论调，也以通俗的形式加入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合唱之中，将儒、释、道的融合推向高潮。事实上，宋元时期善恶报应信仰最为显著的特征，正在于三教善恶观念的高度融合，尤其在中下层社会更是如此，因为对于广大的民众来说，神灵之威、地狱之苦，都是他们所敬畏的；今生之乐、子孙之福，都是他们所希求的，所以，圣、仙、佛均与膜拜，所以，积善远恶就成为了最自然的选择。
三
如上所述，善恶报应信仰乃是一种泛宗教性质的意识形态，因此，它的发展和盛行，不仅具有整顿人间伦理秩序的作用，同时也必然会对文学艺术产生深刻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宋元戏曲上的表现最为突出。
在现存的宋元戏曲中，与善恶报应相关的剧目非常多，无论何种题材，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到这一问题。在宋元戏曲中，善恶报应观念可谓俯拾即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类的句子：“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举意早先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幽闺记》）“笑你每怎招取，到这世如何推抵？谩诲人已后毋得忘义！负恩忘义不见机，贪荣图贵好心痴。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奸邪簸弄祸相随，孙氏全家福禄齐。奉劝世人行孝顺，天公报应不差移。”（《杀狗记》） 实际上，在这类戏曲中，不仅文句常常类似，就是其戏剧结构也多有相近之处。这至少说明了：善恶报应信仰确实是一种普遍的民俗心理，这种心理对于宋元戏曲作者也有深刻的影响。
我们再看元杂剧《张子房圯桥进履》中的一段文字：（外扮太白金星上，云）“蓬莱三岛乐清闲，阆苑仙乡更自然。长赴西池蟠桃会，曾驾祥云上九天。贫道乃是上界太白金星是也，专管人间善恶贵贱忠孝之事。想为人者，善恶由心造也。福者，乃善之积也；祸者，乃恶之积也。神天盖不能为人之祸，亦不能致人之福，但由人之积也，神明鉴之。凡人岂知天神者有阴骘之因？凡为人臣，要心存忠孝，长思君王爵禄之恩，父母生身之义，必以忠君为先，竭力尽心，长怀补报。若是久远长行如此之事，天地鉴之，神明护祐，居其富而不失其富，居其贵而不失其贵，祸不能侵，寿必永矣。此乃可行之事，永保安宁也。坐卧行藏思所为，守己存心可自推。常将一念明天理，自然神圣永扶持。”（第一折）这不啻是《太上感应篇》的翻版。如果说文艺作品是时代精神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话，那么，我们由此也可见善恶报应思想对民众的影响是何其之深且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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