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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善恶报应信仰之发展及其对戏曲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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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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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相融合，借以加强劝善惩恶的社会功能与效果。这种思想倾向一时成为道教学者撰写经书的风尚。”[5]正是在这种思想倾向的推动下，宋元时期出现的许多道教新教派，均大规模地吸收儒、佛思想，从而使三教融合达到了一个新高度，相应地，善恶报应的内涵也愈加丰富，其对受众的心理和生活的影响也愈加深入。而对这种影响的形成具有关键作用的，不能不论及两点：一是全真教的形成与发展，二是佛、道劝善书的广泛流行。
二
全真教由王重阳于金大定七年（1167）创立，并在元代获得极大发展。全真教最为突出的特色之一就是高唱三教平等、三教一致，这一观点在王重阳及其后继者的言论中随处可见。比如，王重阳说：“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6]丘处机也说：“儒释道源三教祖，由来千圣古今同”[7]在三教合一教义的指导下，全真教大方地吸收佛教的六道轮回说，渲染轮回之苦，如《重阳全真集》就说：“我今嗟彼世间人，来路前生作甚因。但恐性乖来路失，归时转转入灰尘。”“世上轮回等等人，各分神性各分因。百年大限从胎死，五蕴都归尘下尘。”[8]而在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的有关对话记录中，我们亦可以清楚地看到三教善恶报应思想的混融：“一日，上（按：指成吉思汗）问曰：‘师每言劝朕止杀，何也？’师（按：指丘处机）曰：‘天道好生而恶杀。止杀保民，乃合天心。顺天者，天必眷祐，降福我家。况民无常怀，惟德是怀，民无常归，惟仁是归。若为子孙计者，无如布德推恩，依仁由义，自然六合之大业可成，亿兆之洪基可保。’上悦。”[9]在这段对话中，我们看到，儒家的赏善罚恶和以仁德保民、佛教的戒杀、道教的承负说等等，已经非常自然地糅合在了一起。
此外，刘处玄《仙乐集》中的《天道罪福论》在推进善恶报应观念方面的作用，尤其值得注意。《天道罪福论》用通俗的语言，列出了必受赏罚的善恶行为一百种，比如：“无损人罪，赐益寿福；无杀害罪，赐修生福；无嫉妒罪，赐夷善福；无攀缘罪，赐全神福；无恶逆罪，赐孝子福；无善道，则赐轮回罪；无公平，则赐生灭罪；无忘贪，则赐不足罪；无常情，则赐寿夭罪；……无善福，则赐恶报罪；无三孝，则赐十恶罪；无明见，则赐幽冥罪；无真禧，则赐身堕罪；无真常，则赐荣枯罪；无厌世，则赐万浊罪；无炼形，则赐贩骨罪；无悟真，则赐迷伪罪；无爱善，则赐堕恶罪；……无害物，则免镬汤罪；无恋情，则免死苦罪；无幻形，则免去来罪；无生乐，则免死哀罪；意普敬，则免不平罪；无新愆，则消旧业罪；顺天条，则免过去罪；积阳道行，无阴路罪；修阳道功，救永沉罪；达无为道，无万有罪。”[10]
显而易见，《天道罪福论》的宣讲对象不会是普遍有着较高文化修养的全真教徒，而是普通的中下层民众，因为它并不着意于抽象的理论说明，而是杂糅三教的观点，用不容怀疑的语气将宗教“真理”通俗化、具体化，形成具象而实用的善恶报应说教体系，并直接指导世俗民众的文化生活，从而起到劝善止恶、扶世助化的作用，其功能与作用已非常接近于宋元时期广泛流行的劝善书了。
劝善书又称善书，是一些专门宣传伦理道德、劝人弃恶从善的小册子。这类书籍儒、释、道三教都有，而以道教劝善书的数量最多，影响最大。在宋元时期，影响最大、流传最广者，莫过于《太上感应篇》和《太微功过格》。
《太上感应篇》是根据道教教义编成的一篇通俗劝善书，大约编成于北宋末年，在南宋和元代广为传布，并延至明、清。南宋时，宋理宗，亲手为其刊本题写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字，《太上感应篇》遂一时身价百倍，并得以广泛传播于社会。它以“太上”规诫的形式，劝导人们行善弃恶，此书的核心思想正如其开篇所云：“祸福无门，惟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身。”[11]为了保证规诫的权威性，《感应篇》首先抬出令人敬畏的神仙：上天有司过之神，天神会根据各人善恶程度的不同给予不同的赏罚，而赏罚的最直观体现就是寿命的长短，即《感应篇》所言：“司命随其轻重，夺其纪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责，乃殃及子孙。”值得注意的是，《感应篇》所规定的善恶标准，基本以儒家的三纲五常为基础，比如，其所谓善，就包括“不履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犹老怀幼”等等。其所谓恶，包括“阴贼良善，暗侮君亲”、“轻蔑天民，扰乱国政”、“凌孤逼寡，弃法受贿”等等。由此可见，《太上感应篇》重在善恶报应观念的普及，它是“把封建伦理纲常和鬼神信仰加以糅合，炮制了一个新的枷锁，赐给了世俗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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