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火的使用中社会组织建构的初步形成

    恩格斯指出：“由于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生了新的因素——社会，这种发展一方面获得了有力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又获得了更确定的方向。”在早期的围猎和采集的原始生产活动中，尽管会由于存在个体活动机能的客观差异，而出现类似动物群体捕食活动的协作分工现象，但是人的社会性职能分工，社会组织机能的产生（文明的原始雏型）都是在火文化的发展中逐步建构完成的。

    历史考古说明：原始人群首先是在以冓火为中心的洞穴居住环境条件下，才改变了那种风餐露宿，茹毛饮血的自然生存方式的。（实际上火的热效应也只有在相对封闭且一定的空间中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这样对火的利用不但改变了人的食性和生理机制，（例如熟食兽肉，可以更充分有效地吸收摄取里面的养份以利大脑和身体的发育），以及不再象动物一样利用毛发或冬眠来抵御寒冷和熬过严冬；而且还推动人从自然生存进入到社会生活与生产方式时代。比如在取暖中萌发的享受心理和火可以改变质材物性的认识，以及利用火光来照亮黑暗或恐吓驱赶动物等等。显而易见正是在对火的光与热的利用中，才使猿人具备了“全天候”的活动能力和顽强的生存能力。勿用赘言火的利害性是并存的。火在那种自然和失控条件下毁灭万物，吞噬生灵的威力，必然同样震慑着依恋于火的原始人类的心灵。或许是由于火的这种利害并存的巨大效应和火具有死灰复燃、蔓延流动且飘忽不定的存在形式，才塑造出原始群众对敢于并能够控制火性的“普罗米修斯”圣者地一种折服崇拜心理——因为对火的管理职能在当时只能赋于个别人的行为，这完全是由集体觅食的第一需要，和火在古人类生存与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所决定；例如在以后的《周易》中多处可见的“火在天上，大有”、“天与火同人”、“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等论述正反映出在原始社会，如果没有分工的职位等级制建构形成的话，至少也出现心理建构上的臣服恐惧萌芽。进一步讲：对人类生存与生活能起如此巨大利害双重效应的火，是依恋和恐惧心理氛围中的原始人群在社会组织的形式上与内容上建构起等级划定的动力。我们认为这里所体现出的正是人类文明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本身这种分离——即对人化自然力的掌握与占有和个体所具有的智力与体力占有，在时空发展意义上的差异性——才构成了社会等级的政治模式。换言之社会生产力内涵的人所有认识能力与活动能力，是在人本体素质的智能与体能的进化差异前提下，被即定其分离出对立性的。这种精神力所物化为自然力与人身机制活动地体力之间的对抗，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的初级发展时期，极其鲜明尖锐地表现出来。在古籍《淮南子·汜论》中所载曾名尊“火神”的炎帝为代表的神农氏族中“神农无制令而民从之”就是对社会等级建构在原始态形成的最好写照。

    如果说在原始社会初期，渔猎采集和产品加工与工具制作还不足以形成即定性社会分工的话。那么对火的使用和管理；以及对以火为中心的栖住洞穴的选定；或对居住地的合理使用等等行为能力与活动本身，（对众人参与可能性的否定）就必然产生了出一个对原始群众生活和生产活动有一定控制、影响作用的个人或集团。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能力的发展虽然最初要靠牺牲大多数个人和某些人类阶级来进行，但最终会打破这种对立的。”（《剩余价值学说史》2卷P292-303）。所谓“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周易》、《下经》）和“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多……有圣人作，钻木取火，以化腥燥；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韩非子·五蠹》、反映的正是在原始社会的生产与生活发展和原始社会的生理与心理进化的活动中，原始群体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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