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先生“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所获得的关于“历史学两重性片论”，要点即如上述。他的“历史学Ⅰ”、“历史学Ⅱ”两分法提出后，有的青年史学理论工作者从中获得了灵感，进而又区分出了所谓的“历史学Ⅲ”。可见，两分法对于历史学的“精细化”是做出了贡献的：它开出了一条史学本体论研究中的结构主义或者说层次化研究之路。至于历史学概念本身是否能够做出如此精细化的泾渭分明的层次区分，则尚无人去深究。

    综观何先生的有关论述，不妨概括为：历史学是以思想史为其中最本质、最核心的部分，由人们对历史的研究、认识和体验所构成，一门兼具科学、哲学、艺术而又非科学、非哲学、非艺术，不是实证的人文学科。

    这种史学解说，实际上是新卢基阿努斯之辨，不同于卢氏的是，何先生把卢氏的“实用的历史”和“欣赏的历史”用折衷主义的手法捏合在了一起，使历史学改性成了一个两性人。或者说，通过变性手术，历史学从20世纪末的科学时代又返回到了它的素朴的不定性的童真时代。

    按照何兆武先生的相关论述，历史学的这种既是又非的两重性，根源于历史的两重性。所谓“历史具有其两重性的论点，即作为自然人，人的历史是服从自然和必然的规律的，但作为自由和自律的人，他又是自己历史的主人，是由他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取向的”[12]。

    这样，通常人们所理解的历史定义的一般内涵——人类社会的客观进程，——就被大大化约为人的历史，不仅“类”没有了，而且“社会”的内涵也被抽掉了。无论是所谓历史的两重性，还是所谓历史学的两重性，其实都根源于个体属性意义上的“人”的两重性。在解说历史学是什么时，何先生又过于强调已经被他完全个体化了的“人”的“自由和自律”性；在探讨历史学的特性时，则把人文学科所具有的一般特性等同于历史学的特性。“原来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

    “科学”说。1902年，英国实证主义历史学家、剑桥历史学派重要代表人物柏里（John Bagnell Bury，1861—1927。又译柏雷、布瑞）继阿克顿爵士（Sir 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 Acton，1834—1902）任剑桥大学近代史讲座钦定教授，在就职演说《历史科学》中，以如下一句话语作为结束：“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13]这是历史学家们探讨历史学是什么的问题时引证得较多的一句名言。在当代中国历史学界，“科学”说目前大致有三种代表性意见：一般“科学”说；“具有特殊性、综合性、整体性、真实性的具体的和实证的科学”说；“整合学”说。

    一般“科学”说是最普遍的对史学的定义的确定。例如，1999年出版的新版《辞海》“史学”条：“亦称‘历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14]又如，吴著《史学概论》一书“前言”中确定的史学的定义：“史学是一门反思的科学，是对各种具体历史研究及其内在规律的探索的科学。”[15]

    “具有特殊性、综合性、整体性、真实性的具体的和实证的科学”说。李振宏先生在《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中辟专章，从“历史学是科学的根据”、“历史科学的特性和任务”，以及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等方面，探讨科学的历史学是什么及其与一般历史学的根本区别问题。根据他的论述，历史学可区分为两种：一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产生之前的一般历史学，它还不成其为科学，充其量不过是描述和研究人类过往社会客观存在及其过程的一种专门的知识体系；一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它是迄今为止惟一科学的历史学。确切地说，科学的历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供的一般规律指导下，通过[对]世界各民族、国家的无数历史现象，历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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