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其他欧洲人，英国人来到中国要迟得多。当然，我们在这里并不想探讨谁是第一个来华的欧洲人、英国人；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这些旅行者留下的游记或其他类似著作。其实，就时间先后而言，游记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因为，一般来说，没有旅行哪有游记，而且一般也是先游先记先出版的。

    关于中国的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最著名的西方游记，显然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于1298和1299年在狱中完成的《马可波罗游记》（The Travels）。随后，关于中国的消息似乎在西方沉寂了两个多世纪，直至16世纪后，由葡萄牙航海者开路，西班牙、荷兰、法兰西等国的远洋船只接踵而至，（其实是）欧中之间的单向交往重又开始，而且空前热闹。航海者、商人、传教士甚至外交使节（团）先后或同时来到，其中的传教士、外交使节更是深入到中国内地、北京，他们写下了诸如《16世纪的中国南部》（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1550－1575）、《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ourses）等关于在中国经历的传世佳作。

    至于英国，其实在其逐渐崛起的18世纪之前，就有人对中国感兴趣。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约翰·韦伯（John Webb，1611－1672）之于中国语言文字、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1605－1682）之于中国瓷器、威廉·坦布尔（William Temple，1628－1699）之于中国园林等。但是，他们都从未踏上梦想中的那块神奇的土地，他们的主要消息来源多是耶稣会士发回的报道和其他欧洲人来华的见闻录或游记。
　　
　　英国人根据自己的实地考察写成的关于中国的游记差不多在18世纪中叶以后才形成一定的规模。具体情况是这样的：18世纪前仅有两部，当时出版了一部，即彼得·芒笛（Peter Mundy，1637，该年代代表作者来中国的时间）的《彼得·芒笛欧洲、亚洲旅行记》（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in Europe and Asia，该书稿可能是英国旅行者写的第一部游记，但迟至1907年才开始被整理出版，共6卷）、威廉·丹皮尔（William Dampier，1683－1684）的《新环球航海记》（A New Voyage Around the World，1697）。随后英国旅行者沉寂了近40年，才有苏格兰人约翰·贝尔（John Bell，1720）作为俄国使团的医生经陆路从蒙古进入北京，写有两卷本《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到亚洲各地的旅行记》（Travels from St. Pete rsburg in Russia，to Various Parts of Asia，1762）。又隔了20余年，海军上将、著名的乔治·安逊勋爵（Lord George An son，1742、1743）率领舰队，两次到达中国，写有《环球航海记》（A Voyage Round the World，1748）。这部游记第一次猛烈地抨击中国的政府腐败及国民性的卑劣，给当时欧洲的“中国热”浇了一盆冷水，
　　
　　据说对孟德斯鸠、卢梭、黑格尔乃至马克思的中国观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几乎与安逊勋爵同时到达中国的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1742），虽然他当时的身份是一艘瑞典商船的押运员，但他来到中国后就“不务正业”，专门在广东各地考察并素描当地的建筑、家具、服饰、机械和生活用具，先后出版了《论中国人的建筑、家具、服饰、机械和生活用具》（A Treatise on Buildings，Furnitures，Costumes，Machines and Utensils of the Chinese People，1757）和《论东方园林》（A 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s，1772）两书。他在1757－62之间，还设计了皇家园林“Kew Garden”，被认为是18世纪欧洲最具东方色彩、中国风格的园林。航海家、商人一般只能传达让本国人将信将疑的信息，贩卖丝绸、瓷器等有限的货物，而艺术家却能把自己的所见所闻用于职业实践，创造出崭新的作品来。此后直至该世纪末的英国第一个外交使团即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半个世纪里，至少还有三位英国人根据他们的中国之行写成旅行记，但其中威廉·希基（William Hickey，1768）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