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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忆录”到了20世纪上半叶才出版。
以上例举的8人，除约翰·贝尔以俄国外交使团成员的名义自陆路到达北京外，其他7位均以航海家、军人或商人的身份自海路前来，他们对中国的观察范围或足迹从未超出过澳门、广州及附近的岛屿，而且一般停留时间较短，行动受到很大限制，交往的中国人也以码头苦力、外贸代理商（英国人称其为Hong Merchants）及有数的几个中下层官员为主。因此，他们所看到的中国其实仅仅是其中的一隅（其实从中国在他们的游记中所占一两个章节的比例也可看出）。“从冰山的一角可以推断其全貌”，此话不假，因为，整个冰山的质地是一样的。但号称当时世界第一大帝国的中国不是冰山，广州的“特”显然不能代表中国的“普”，因此，靠他们对当地的皮相观察，就演绎归纳出对中国的普遍性认识，必然是“误释”或误解了。
早期英国关于中国的游记，作者停留时间最长、考察的范围最大、报道最详尽最深入的无疑是马戛尔尼访华使团（1793－1794）5个成员的5部旅行记或日记。（其实，使团成员中做记录的远不止5人，但其他至今尚未出版）其中副使乔治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的《英使谒见乾隆记实》（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2 Vols，1797该书已有中译本）是关于此次外交使命记录的“官方版本”（Official Version），而最早出版的一部是当时的英国书商雇“枪手”根据运送使团船只的士官安德逊（Aeneas Anderson）的日记整理的《英使访华录》（A Narrativ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in the Years 1792，1793，and 1794此书也早已有中译本）。此书于使团回国的次年出版，显然是为了满足当时英国人迫切想知道第一个使团访华情况的愿望。但是，快速出书肯定会牺牲质量，再说一个管理船只的士官不可能知道一些核心的东西，因此，本书除在时间上拔得“头酬”外，已逐渐被人淡忘。其中值得注意的反而是10年后才出版的使团总管约翰巴罗（John Barrow）的《中国旅行记》（Travels in China，1804）。巴罗可能是对中国文化真正感兴趣的人。他的旅行记描写了中国的建筑、语言文字、科学、宗教、妇女、家庭、乃至行政、司法等方面。在他的600多页的篇幅内，涉及的面简直可以与18世纪最具权威的“中国百科全书”——法国传教士杜哈德的《中华帝国全志》想媲美。但是，两人对中国的态度完全不一样。那位法国人是极尽赞美之能事，而这位英国人却用的是他的同胞安逊的口气，对中国怎么也看不顺眼。在巴罗看来，应该被称为“蛮夷”的不是西方人，而正是“不进则退”的中国人自己！有点不可思议的是“正使”马戛尔尼关于其中国之行的日记及观察记（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 1793－1794＆Lord Macartney's Observations on China）在1962年才被全文整理出版。该书有一句题记摘自其1794年1月15日日记：“没有比用欧洲的标准来判断中国更为荒谬的了。”但是，从使团的几位成员的旅行记来看，虽然不乏客观中性的细节描写，但常常有以英国或欧洲当时的发展为标准的价值判断。冷静地一想，英国人谈中国，不用欧洲或英国的标准那用什么标准呢？难道要用我们中国或虚妄的“国际”的视角或标准？可见，马戛尔尼的忠告在实践中是很难做到的，用作对自己的勉励倒可以。
大家知道，英国访华的第一个使团以失败告终，而且，英国人在其官方报告及成员的旅行记中基本上是一致把责任推到中国政府的傲慢以及中英的文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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