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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发展不在一个层次上。这些消息传到英国人乃至欧洲人的耳朵里，当然影响他们对中国的看法，而且从18世纪末开始，英国已在欧洲的中国形象的塑造方面起关键作用了。但是，我们可能还不能因此就判断欧洲中国形象的逆转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因为欧洲对中国的批评由来已久，就是一般认为充满溢美之辞的耶稣会士的著作也不例外，为什么此次使团的旅行记的一些批评就能产生如此重大影响呢？舆论的变化很难说是由一个事件、几本书决定的，而且舆论一般也不是官方的意识形态，不可能要求大家保持一致。
这次使团显然掀起了第一次英国出版关于中国游记的高潮，但这个高潮很快就落下。在与英国人派出第二次使团即阿莫斯特勋爵使团来华（1816）之间的20余年，现在能看到的仅有5部英国人写的中国旅行记。这第二次使团真是富有戏剧性，他们在北京仅停留10个小时即被赶回国，中英双方均指责对方“无理”和“放肆”。虽然使团成员还是被允许基本上沿着马戛尔尼使团回国的路线经陆路从广州登船回去，但他们是怀抱一股被驱逐的怒气和未完成使命的泄气走完这段行程的。这当然影响他们对中国的形象塑造。本次使团留下了两部旅行记：勋爵秘书亨利埃利斯的日记和医师兼自然学家克拉克埃布林（Clark Abel）的旅行记（Narrative of a Journey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1818）。
此后到鸦片战争爆发前，英国人又出版了五、六部关于中国的游记。但英国上下对中国的热情已从文化好奇转到如何用武力征服。经过英国人两个世纪的实地考察，两个使团的情报收集，中华帝国这只“黔驴”，不用让它踢出“绣腿”，英国人也基本知道它有多少本事了。
从下期开始，我们将以英国旅行者塑造的中国形象为基点，来介绍鸦片战争（1839－1842）前英国的一些重要的中国游记。我们以勾勒“形象是什么样的”为主，进而针对作者中国形象塑造的内在逻辑做些必要的分析。即将与读者见面的系列文章，其目的无非是想让国人不仅能看到英国的中国观演变历程的缩影，而且还可以体会东西两大文明之间首次碰撞和适应的有趣现象上一页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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