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海洋运输的发展，急需确定轮船在海洋中的经度和纬度。人们早就知道测定北极星的顶垂线或太阳在中天的垂线都可以求得纬度，于是关键问题就归结为如何测定经度。15世纪葡萄牙的亨利亲王召集一批数学家研究测定经度的方法，最后又归结到需要一台在远洋航行期间保持精确的计时钟。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为发明计时钟悬赏1000金克朗，荷兰把赏金提高到10万弗罗林，而英国最后悬赏的赏金依天文钟的精确度定为1万至4万镑不等。直到18世纪，英国的哈里森为此耗费了半生精力最后获得了这笔赏金。如果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患急病死亡，计时钟也一定会被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只要巨额悬赏存在，总会有一些人耗费时间和经历去从事研制工作。发明计时钟对社会的利益是巨大的，但如果没有各国政府悬赏，发明者从中得到的收益远远低于他所付出的代价，便不会有人为了社会的利益而破费个人财产去进行研制。悬赏是刺激人们努力发明创造的有效途径。不过，政府悬赏的只能是重大而紧迫的项目，每个项目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为了对发明创新给予经常的刺激，英国最早创立了保护知识产权的专利制度。而在发明者利益得不到保护的社会中，人们受“白搭车”利益的刺激，对于那些容易被人仿制因而个人预期收益显然低于预期成本的项目，就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去进行仿制，于是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在偶然性的发明创造都已经出现并被人们利用以后，生产技术就会限于停滞。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生产技术的长期停滞，就是这一原理造成的。

    不过，当西欧技术突破出现时，专利制度还没有形成。因此，西欧生产技术的突破，并不是专利制度刺激的结果。那么，西欧的技术突破是如何出现的呢？

    9世纪初，当封建主义和庄园制度在西欧形成时，庄园之间还有很多空地未加以利用，许多边远地区尚未开垦。当人口增长达到饱和以后，就会溢出到一些尚未开垦的地区。新老地区自然条件和人地比例有较大差异，导致产品存在较大差异，产品差异引起交换的需要，结果在地理位置适中处，逐步形成了定期集市，以后又发展成永久性市场。市场逐渐形成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规则、组织和制度，例如委托制使得商人可以利用外地同行做远距离生意；合伙制可以使小商人参加大批量物品的贸易；保险公司分散了远距离贸易的风险；银行存贷制度使借款人能够利用他人的资金完成生产和经营活动；汇票制度则降低了携带资金的风险，并且创造了新的流通手段……这些制度和组织都方便了交易过程，降低了交易费用，增加了盈利机会。盈利又吸引更远的地区和更多的商人加入到市场活动中来。市场具有规模经济效益，范围越大效率也越高。市场盈利使扩大生产规模有利可图。靠近市场的地区信息灵通，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生产，逐步形成了专业化的生产中心。那时西欧主要的制造品是羊毛织品，其制造过程可以分解为许多细小的工序，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只需要重复简单的操作，“将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有限的一些难题上”（诺思语），为生产技术的突破提供了可能。 西欧一系列的技术突破，就是这样出现的。

    过去，人们一直以为技术突破是西欧生产扩大、市场兴起和社会进步的初始原因。诺思通过研究西欧兴起的过程证明，技术突破是生产规模扩大引起的劳动分工的结果。从经济人“理性选择原理”来看，技术突破是人们利用市场扩张所带来的盈利机会的结果。因此，西欧经济兴起的基础不是技术突破而是市场兴起。

    我们根据诺思阐明的原理可以知道，近代以来西欧和中国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差异，归根到底是市场发展状况的差异造成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和西欧市场发展的状况为什么出现重大差异呢？下面我们讨论市场发展的有关原理。

二

    按照诺思的看法，西欧市场兴起的原动力是人口的自然增长。不过，人口增长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为什么只在西欧引起了市场兴起呢？这就需要探讨市场发展的基本条件。

    过去，历史教科书过分强调剩余产品是商品交换的前提条件。有人就此认为，良好的自然条件使西欧生产了较多的剩余产品，是西欧商品市场发展的根本原因。这一观点不能认为是正确的，因为再优越的自然条件，其最大的环境人口容量也是有限的。人口的自然增长引起劳动收益递减，导致剩余劳动越来越少，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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