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缺乏适于通航的河流。

    中国文明本部降水的季节性导致河流的季节性变化，夏秋涨水时往往溢出泛滥成灾，冬春则几乎干涸断流，河床变化大，无法建立固定码头，不能发展水运生意。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自然河流均为东西走向，在河流的上下游地区，自然产品基本相同，不需要进行交换，利用水路没有意义；虽说南北方向上产品有差异，但却没有通航河流，而陆路运费本来就高，又正好被东西方向的河流所阻隔，南北方向的陆路交通比东西方向更为困难。历史上隋炀帝下那么大功夫开凿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就是为了解决南北方向的运输问题。
     
    那么，依靠陆路运输能不能形成辐射范围广阔的市场呢？

    一个身强力壮的农民，肩挑背扛最多能把四、五十公斤的农产品运到10公里外，交换到自己所需要的物品后再于当天返回他所居住的村庄。手推独轮车较为省力，但一天也不能往返更远的距离。由农民自产自销形成的陆路市场，辐射半径不超过10公里，覆盖面积不超过400平方公里。按平原地区每平方公里50人（历史上华北平原大致的人口密度）计算，市场辐射范围内的总人口不到20000人。假定从事手工业的人口占十分之一，并且都居住在中心城镇，那么城镇最多有2000人。我们把一个中心城镇和它辐射范围内的乡村，看作一个经济系统（模型）。由陆路运输形成的经济系统，最大就具有这样的规模。一个只有区区20000人的经济系统，如果不与其他系统交往，自身很难有什么发展。

    可惜的是，在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直至清末民初，专门从事手工业的集镇还没有形成。实际形成的集镇，其人口主要还是从事农业，集镇的辐射范围还远没有我们设想的模型大。笔者所在的县全部位于平原地带，面积约800平方公里， 民国时集镇的辐射半径大都不到5公里，农户常年男耕女织， 不同村庄之间很少交往。直至现在，全县还可以区分出五个不同的方言区，方言区之间却并无山河阻隔。

    东西方向上产品的无差异和缺乏南北走向的河流，是两千多年来制约中国商品经济不 能够发展的根本原因。在古代的中国，任何两地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都补偿不了运输费用，从事基本物品的交换无利可图，所以就没有人去致力于基本物品的交易。因此，古代中国不可能形成大范围的基本物品的交易市场（唐代长安、宋代汴梁等繁华都市，并不是经济原因形成的大市场。我们在《东京梦华录》中可以看到，汴梁的繁华完全是由于大量酒楼、茶肆、果铺、妓院、药房、珠宝店等等为宫廷官僚服务的消费行业造成的。中国历史上那些繁华的城市，与我们此处研究的由基本物品贸易形成的市场没有关系）。

    过去，学者门往往把中国维持小农结构和商业不发达归咎于统治阶级的“重农抑商”政策，这一认识是比较肤浅的，实际上正好颠倒了其中的因果关系，因为不是“政策”产生了相应的经济结构，而是经济结构使统治者选择了相应的政策。

    人们自从定居以来，大致有三种方式可以获得产品：一是自己生产，二是与人交换，三是偷来抢来。作为群体，农民当然不能依赖偷盗或抢劫，这就只有生产或者交换得到。但在中国，用交换方法得到产品，比直接生产它们花费的代价更高，农民的“理性选择”就是自己需要什么就调整产品结构直接生产什么，于是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

    在中国，也许只有经销盐、铁、茶、酒等特殊物品有利可图。但从战国时起，国家就逐渐垄断了盐、铁（后来又增添了茶、酒）的经营，私自制造或贩卖要受到严厉制裁。由于基本物品的交易无利可图，所以商贩的主要门道就是行奸弄巧或者贩卖违禁物品，这样，商业在社会生活中就起不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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