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境界，铸就“君子人格”或理想人格，以达到正百官化万民、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就修身的内容而言，孔子提出尊礼、处恭、有信、敬事、俭用，孟子强调仁、义、正、礼、恭、俭，朱熹则归结为“修身在正其心”，“修身是修德”（《朱子语类》卷16，卷34）。可见不同的思想家有不同的说法，但说到底，修身一方面在于祛邪扶正，保持和发挥善心与德行；另一方面在于“涵养”正气，比如“君子坦荡荡”的“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之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贵公贱私”之气等。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处处以大局为重，以国家为重，才能公正廉明，大公无私，使社会正气上扬。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符说：“修身慎行，敦方正直，清廉洁白，恬淡无为，化之本也。”（《潜夫论笺》卷3）
第三，治下先治上，正人先正己。良好世风的形成，虽然人人有责，但其关键不在下而在上。对此，先贤早已论之凿凿。《管子》中有“治官化民，其要在上”之说，《孟子》中有“君正，莫不正”之说，《韩非子》中有“圣人治吏不治民”之说。孔子也曾分析过世风形成过程中为君者、为臣者、为民者的关系与影响：“夫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君不为正，百姓何所从乎？”（《孔子家语》卷1）《汉书·王吉传》也有这样的言论：“圣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备，难以言治；左右不正，难以化远”。《说苑·贵德》则从另一个角度作了论述：“天子好利则诸侯贪，诸侯贪则大夫鄙，大夫鄙则庶人盗。上之变下，犹风之靡草也”。所有这些论述都表明了“上”之表率作用，君主的言行是百姓的指南，官吏的言行是百姓的仪范，要想世风好，先要从上层做起，在位者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使“天下望风成俗，昭然化之”（《汉书》卷65，《东方朔传》）。如果上层统治者寡廉鲜耻、贪鄙成风，就不可能民敦俗璞，更不可能反腐倡廉。另外，“治下先治上”，还不单单是治民与治官的关系，还有下层官吏和上层官吏的主次之分。正如王夫之所说：“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法益峻，贪益甚，政益乱。”（《读通鉴论》卷28）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反腐倡廉是一项艰巨而系统的工程，既要重视制度、法律的外在控制、制约作用，又要重视道德、修养的内在自省、自律作用。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培育良好世风，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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