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贪政贿”作为吏治腐败的主要表现，从根本上说，与传统社会的专制政体密切相关。权力的膨胀与私欲的膨胀原本就是一胞双胎，它与腐朽的专制统治结下了不解之缘。贪污腐败在王朝统治的初始已经胎生，并伴随着王朝统治的盛衰而消长。以君主专制为特征的政治体制是导致贪污成风、贿赂公行的祸害之源。贪污不但上蚀国财，下残民生，贿赂不但使“小人贵宠，君子困贱”，“贤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无道”，造成官场上正人君子少，邪恶之人多，从而加快吏治腐败的进程，而且最终都要无情地侵蚀每个封建王朝的肌体，使之在官贪政腐中走向败亡。因此，王朝末期一次次的起义暴动，周期性的政治危机，都可以从日益严重的吏治腐败中寻找根由。

　　 惩贪倡廉是维护统治的基本要求

　　古人早已清楚地认识到，贪污腐败可以导致亡国，也会累及身家性命。正如《贞观政要·贪鄙》中所言，“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贪污腐败虽有时为最高统治者所容忍，甚至纵容，但从整体上看，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都要从制度上进行规范和遏制，历史上不断完善的谏议制度、监察制度、法律制度、考核制度、回避制度等的出台和施行，即是明确的标志。需要指出的是，有的制度已经相当严密，如秦简中就有对“不廉”官吏“不可不为罚”的记载；汉代则有官吏犯脏，“子孙不可察举”的诏令。《魏律》、《晋律》、《梁律》、《陈律》、《周大律》中有“请赇”、“请求”、“受赇”专篇，规定了对行贿受贿的处罚。《唐律疏议》是传统社会中具有代表性的法典，对贪官污吏的处罚条款主要反映在“职制”篇中，但在“户婚”、“厩库”、“擅兴”、“贼盗”、“诈伪”、“杂律”、“断狱”等篇中也有涉及。可以说对贪官污吏的处罚则例无处不在。唐以后的法典也同样值得注意，如《宋刑统》将“受财枉法”与“十恶”一起列为“不赦之罪”，就表现出宋代惩治贪污受贿的严厉化倾向，正如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所说，“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脏吏最严。”

　　制度上与法律上的规范，其目的在于惩贪防贪。在惩贪防贪的同时，对“廉”的倡导也同样明显。《晏子春秋·内篇问下第四》记载了齐景公与晏子关于“廉政”的对话：景公问晏子曰：“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晏子对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浊无不雩途，其清无不洒除，是以长久也。”这是“廉政”一词在文献上第一次出现。“清正廉明”、“吏治清廉”一直被视作从政者的主要行为规范。在儒家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念中，“廉洁”、“廉平”、“廉正”、“廉直”、“廉谨”也是主要的道德准则。所谓“廉者，民之表”，“廉者，仕之本”，“廉耻，立人之大节”，“廉耻者，士人之美节”等说教，可谓俯拾即是。同时，古人也认为，“礼义立，则君子轨道而让于善；廉耻立，则小人谨行而不淫于制度。”（《晋书》卷52，《阮种传》）“清高廉正者进，苟贱不廉者退，清与浊分，廉与贪判，有所劝，有所激，则士俗成，士俗成则民风成。”（《廉吏传》卷上）只有“砥砺士大夫之廉耻，使知名义为重，利禄为轻”，才是“转移世道之枢机”（《宋史》卷425，《陈垲传》）。就历代具体的“倡廉”举措而言，在官员的考察、升迁、旌奖等方面，都有表现。《周礼·天官冢宰》认为，考察官吏的政绩，有六条标准：“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六条标准都离不开一个“廉”字，体现出“廉”为做官之本和考察之要的基本精神。不少帝王也有意识地表彰廉吏，以此引导官场廉洁奉公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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