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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军事后勤研究述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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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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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等勇营兵的军事后勤研究 湘军、淮军等勇营武装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中产生和壮大起来的。在其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建立了一整套具有时代特色的军事后勤体制和措施。主要内容和特点表现在：
1.湘军的创始人建立了一套独立了后勤保障体制。其中有俸饷制度，主要特点是：集饷权、兵权于将帅之手，这是与湘军的勇营性质即“兵为将有”的私属性是分不开的；优待营官制度；勇饷从优；定出一营开支极限，对军饷实行包干、定限，限制了“冒领”和不必要的开支，使官兵得到了实惠（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26页。）；对士兵军饷采取“半饷”发放的原则。这种采取“厚饷”和“半饷”发放原则，有利于稳定军心，加强控制和提高战斗力。建立粮台制度，委派专门人员建立粮台，负责饷械筹集和转运。在营中建立长夫制度，直接负责军队的杂役、运输等后勤事务，这种制度为李鸿章引用，对后来的军种配置起了一定的启示作用（注：龙方成：《试论湘军的后勤保障建设》，《求索》1994年第5期，第115页。）。
2.湘军后勤保障的主要特色是自筹饷械 在粮饷方面，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以筹集粮饷；应用各种途径筹集军饷，如捐输、厘金、以盐抵饷、请各省协济等等。前期以盐税为主，后期以厘金为主（注：张田玉：《镇压太平天国之役湘军的后勤体制和保障》，《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7页。）。有人认为，曾国藩以史为鉴，认识到饷糈筹集的重要地位，既对筹饷、开辟饷源等关键问题常抓不懈，对冒领军饷等弊病，严加制止和纠正外，还提倡节俭，较好地解决了湘军的饷糈筹集问题（注：唐兆梅：《论曾国藩对饷糈筹集的重视》，《贵州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第51-52页。）。也有人指出，靠就地筹饷的办法，即主要靠自己搜刮，榨取民脂民膏来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就决定了湘军的掠夺本质，同时也反映出湘军是一支独立的汉族地主武装，它和清王朝既是统一体，又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注：袁首乐：《湘军经费清单的发现及其意义》，《安徽史学》，1987年第3期，第27页。）。
湘军采取购买和自造洋枪洋炮的方法改进军队的武器装备。湘军的船械来源有两个途径：一是从外购买，一是自己制造。如曾国藩从广州购买武器装备湘军水师（注：张田玉：《论湘军的后勤体制和保障》，《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133页。）。1861年，攻陷安庆后，曾国藩建立了安庆内军械所，专门生产洋枪洋炮。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的开端（注：秦政奇：《安庆内军械所——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的开端》，《安徽史学》，1992年第4期，第26页。）。
3.淮军的营制饷章在继承湘军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淮军的联伍制反映了作战工具的配备、薪水、口粮制、帐棚制，即淮军所需物资的供应制度和方法。其他方面如医疗、军装制造等虽有规定，但多不具体，至于运输、通讯等均无明文规定，可见淮军的后勤保障制度是很简陋的。淮军的后勤保障方面与湘军无多大差别，在军饷的来源上，1867年前，主要依靠捐输和厘金。此后，江海关税遂成为淮军的大宗饷源（注：陆方：《淮军的后勤制度和保障》，《安徽史学》，1992年第2期，第45页。），在武器装备方面，李鸿章在武器的购买和制造方面均比曾国藩有所进步，淮军的武器近代化程度较湘军为高。
（三）练军的军事后勤 练军是清朝传统八旗绿营经制兵向全盘西化近代新式军队——新军的过渡军制，是八旗绿营兵的洋式编练。练军的营制饷章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先是直隶总督刘长佑制定了直隶练军的营制饷章，后曾国藩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其余各省的练军军制多依照这个章程，同时又有各自的特点。练军除军事建制上勇营化和装备上比较广泛地采用新式武器外，在后勤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军事后勤管理 练军军事后勤建设的实权，掌握在南北洋大臣和各省督抚手中，其后勤机构也主要在地方各省；练军的“军”与“营”仿效勇营有专门的后勤建制（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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