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1年(万历三十九年)二月，努尔哈赤调查国内贫苦不能结婚的一千余人，配给妻子，得不到的发给库帑令其自娶(《太祖武皇帝实录》二，4页)。这种举措，似乎也超越了一般奴隶主的思想意识，反映国内下层最贫苦的人不是奴隶身分。

努尔哈赤在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创立八旗制。全国分八个固山(旗)，大汗统固山，固山统甲喇(后称参领)，甲喇统牛录(后称佐领)，全国人口都隶属于牛录。这是较过去鲜明的阶梯统治制度。同时又设理政听讼大臣五人，都堂(扎尔固齐)十人。“凡事，都堂先审理，次达五臣，五臣鞫问再达诸王(贝勒)，如此循序问达。令讼者跪于太祖(努尔哈赤)前，先闻听讼者之言，犹恐有冤抑者，更详问之，将是非剖析明白”(《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二，19页)。这也是较过去鲜明的阶梯统治制度。这是封建制的特点之一。

根据上面关于上层建筑所反映的情况，我感到努尔哈赤在1616年所建立的政权一开始就是封建政权，就是封建王朝。

社会发展是有过程的，社会分期也不可能一刀两断，成为崭齐的分界。而满洲各部族的发展又是极不平衡的，同时社会生产关系的变更又是急遽的，所以在努尔哈赤时期，各种生产方式也同时存在。

1625年(明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正月，韩润降金，努尔哈赤给他“妻奴、房田、牛马、财帛、衣服一切应用之物”(《太祖武皇帝实录》四，6页)。这里妻奴的奴，《满洲实录》满文作阿哈(aha，奴隶。日文译本320页)。可知努尔哈赤建国后十年，奴隶身分依然同时存在。直至1636年(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十月，我们还看到“赐阵获总兵官巢丕昌奴仆三十户”的记载(王氏《崇德东华录》一，15页)。

1611年(明万历三十九年)十二月，努尔哈赤命将征渥集部虎尔哈路，围扎库塔城，“遂拔其城，杀兵一千，获人畜二干，相近之卫皆招服，将……人民五百户收之而回”(《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二，4页)；1613年(明万历四十一年)正月，灭乌喇，乌喇兵“有觅妻子投来者，尽还其眷属，约万家，其余人畜散与众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二，6页)；1614年(明万历四十二年)十一月，遣兵征渥集部雅揽、西临二路，“收降民二百户，人畜一千而还”(《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二，7页)；1615年(明万历四十三年)，征额赫库伦，“攻取其城，杀人八百，俘获万余，收降五百户而回”(《太祖武皇帝实录》二，8页)。这些记载，“降民”和“人畜”分列，显然两种人一定有区别，而在用语上“收”和“获”又互异，说明两种人的身分一定也有不同。在满文，“收”一般作“达哈哈”(dahaha)，就是收抚；“获”一般作“鄂勒吉。巴哈”(oljibaha)，就是俘获。收抚的人口编为民户(boigon)，俘获的人口分给众军，这说明当时在满洲族下层有两种高下不同的身份，同时存在。

这种情况延续到皇太极时。1628年(明崇祯元年，后金天聪二年)二月，征多罗特部，“俘万一千二百人，以蒙古汉人干四百名编为民户，余俱为奴”(王氏《天聪东华录》三，2页)。

1635年(明崇祯八年，金天聪九年)六月，多铎出兵回，“以俘获人口马匹赏从征将士有差”(《天聪东华录》十，6页)。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五月，征虎尔哈，“俘获男子三百三十六，归降男子四百十九”(《崇德东华录》五，4页)。这都是显著的例子。

满洲族在关外既有奴隶存在，是否仍处于奴隶制阶段，而没有向前发展?也不然。我们不能只从有无来决定，而要更多地从它的其他相关方面去考察。

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金天命三年)，努尔哈赤以七恨为理由，进攻明朝，临行时他对诸王大臣说“阵中所得之人，勿剥其衣，勿奸其妇，勿离其夫妻，拒敌者杀之，不与敌者勿妄杀”(《太祖武皇帝实录》二，11页)。这和后来1629年(明崇祯二年，金天聪三年)十月，皇太极进攻明朝时所说，“非战者杀之，归降者虽鸡豚勿侵扰，俘获之人，其父子夫妇勿致离散，勿淫人妇女，勿掠人衣服，勿拆庐舍祠宇，勿毁器皿，勿伐果木”(王氏《天聪东华录》四，32页)，实际相同。

1638年(明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皇太极对满洲、蒙古和汉人说，“尔等有家贫不能娶妻及披甲不能买马者，许陈诉于本牛录章京，……即宜将无妻者配妻，无马者给马，如力不能……应与妻奴者，朕给以妻奴，应与马匹者给以马匹……”(王氏《崇德东华录》二，26页)。这和努尔哈赤的做法，实际也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满洲族从努尔哈赤建立政权(1616)，到进入辽沈(1621)，到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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