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申忠一在虎拦哈达看到满洲“各部落例置屯田，使其部酋长掌治耕获”(《李朝实录》缩印本28册，449页)．清代记载也说努尔哈赤在1615年“谕各牛录，每十人出牛四只，于旷野处屯田”(《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二，8页)，可知当时是集体生产。奴隶制是集体生产的，但集体生产并不全是奴隶生产。

这个清代记载，《满文老档》系在1613年，日本人藤田胜二译为“是年免除由部众贡献谷物，以减轻部众的负担。由每牛录出十男丁、四头牛在荒地垦田”。明说为了免除部众的贡赋而实行集体屯田，可知它不是用奴隶生产。如用奴隶生产，分散和集中是一样的不能减轻部众负担。

努尔哈赤1621年曾对群臣说：“为主(ejen)者宜怜仆(aha)，仆宜为其主。仆所事(weilehe收获)之农业(jeku粮)，与主共食(uhejefu)，而主所获之财(baha  olji俘获)及所畋(abalafi baha猎得)之物(yali肉)，亦当与仆共之(uhe etu共穿uhe  jefu共食)。”从这段话看，不像是奴隶生产。农仆虽然还称阿哈(aha奴隶)，但生产关系已扣奴隶制不同，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它是奴隶制。这种非奴隶制生产关系的集体生产，在天聪时一直保存着，《实录》中天聪七年(1633)正月庚子，八年(1634)正月癸卯，九年(1635)三月戊辰，都有记载。

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金天命三年)九月，努尔哈赤因明朝派人杀了满洲的农夫，他也派兵到会安堡杀戮明朝的农民，并且致书明官说，“尔大国乃行盗窃，袭杀我农夫一百，吾杀汝农夫一千，且汝国能于城内业农乎”(《太祖武皇帝实录》二，14页)。这里所说的农夫，满文作“usin(田)weilere(耕)aha(奴隶)”，日本藤田胜二译为“田奴”。这是用当时的惯称，不能因之说明本质，明朝汉族农民显然不会是奴隶。

《清实录》在1618年九月有督农收获的记载，1619年二月有夫役运石筑城，以骑兵卫之的记载，这似乎像是奴隶制。但是不然。这种措置，是为了防止明朝的侵扰，是保护劳作者而不是监督。前此在紫河、三岔、抚安三处，明曾派兵抢夺满洲的收获，这次努尔哈赤命纳邻、音德二人率四百人去收割，并告诫他们“昼则督农收刈，夜则避于山险处，当今(天)宿南山，明(天)宿北山，今(天)宿东山，明(天)宿西山”(《太祖武皇帝实录》二，13页)，以防明人袭击。纳邻、音德违背指示，果被明朝杀七十人。其后努尔哈赤曾说，“吾欲据界凡筑城，屯兵防卫，令农夫得耕于境内”(《太祖武皇帝实录》三，4页)，正是此意。1619年“遣人夫一万五千赴界凡处运筑城之石，令骑兵四百卫之”(《太祖武皇帝实录》三，l页)，也是为了界凡和明朝毗邻，非有重兵不能保护。其后萨尔浒战役清军的获胜，正由于这些“运石人夫据于界凡之吉邻山险(或作吉林岩)，杜松兵围而攻之”，牵制了明兵二万人，正由于“山上骑兵率众人夫一战，折大明兵约百人”(同上，2页)，于是“更令兵一千登山协助，往下冲杀”，遂大获全胜，决定了明清胜败全局的关键。假使运石筑城的人夫是奴隶，一定不会这样据险力战的。

努尔哈赤建立以自己家族为中心的政权，用自己兄弟子侄掌握兵权、政权、旗权。八旗制中有“世管佐领”用以统治投降的部族，用原来的族长作佐领世袭，在氏族制的废墟上改组为封建统治。式清史稿》列传十三《巴笃理传》：“天命初，与其弟蒙阿图来归，太祖命编所属为二牛录，使兄弟分领其众。”(13页)又列传十四《常书传》：“常书兄弟事太祖，分领其故部为牛录额真。”(1页)这都是所谓世管佐领。可知满洲建国之初，还有很浓厚的氏族色彩．这是努尔哈赤统治新兴的统一的满族联合封建组织的纽带。假设说当时还是奴隶制，是讲不通的，因为不可能强使家族内的子侄亲属变成世管佐领中的奴隶。

在我的不成熟的看法：1616年努尔哈赤所建立的政权是封建制政权，满洲族已进入封建社会。但还在封建制的初期，它的封建化是以后逐步深化的，逐步上升的。惟其是在封建社会上升阶段，所以它在入关后，能够不同于明朝的腐朽统治，而在祖国各民族通力合作下，对祖国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在初期，除了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以外，还有农奴制集体生产，还有奴隶制生产的残余；同时也还有氏族制度的残余．前一历史阶段的残余的存在，为后来的历史阶段所承认，它已经不同于原来的性质。同时也说明，处在大国内的少数族，受到周围的影响不同，它的发展阶段也是不平衡的，常常会有几种生产方式同时存在。当然其中有一种是为主的，最后逐渐趋于划一的生产方式，这就是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