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就不断将前来归附的和被征服的东海女真、索伦等部族人编入牛录，使之成为满洲部族新成员。之后，他们与满洲旧部整齐划一，已变成旧满洲。在这一过程中，清廷实行了各种政策，加快了新纳部族满洲化的步伐。

首先，南迁新满洲族人，编入旗籍，从组织上加入满洲。满洲的新成员大体都经历了从北而南的迁移过程。其路线一般是先迁到宁古塔、伯都讷等地，继而南下盛京地区，一部分“从龙入关”，进入北京地区。由于他们编入满洲社会基层组织牛录，在组织上已融为一体。 “八旗佛满洲不过什一”[⑩]，相当数量的新满洲仍留在北方地区戍守，齐齐哈尔、黑龙江、呼兰三城中驻扎了大量的新满洲兵丁。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科尔沁蒙古进献席北、卦尔察、打虎尔等一万四千余丁，拨其中一千人并附丁二千名驻防齐齐哈尔，二千人驻防白都讷，三千人赴乌拉驻防。

其次，新满洲同旧满洲一样承担着繁重的军事任务，享受同等的权利。在挺进辽东，攻略辽西，入主中原的一系列重大战争中，他们同八旗将士一起，冲锋陷阵，血撒疆场，立下卓越功绩，也使情感凝聚在一起。《通谱·各地方西林觉罗氏·雅尔纳》记载：“雅尔纳镶白旗人，世居尼马察地方，国初率眷属来归。授骑都尉，设佐领使统之。时有明兵来犯华克沙汉地方，雅尔纳追击斩之，授为三等轻车都尉。后克辽东有功，授为二等轻车都尉，三遇恩诏加至三等男。”[⑪]居于窝集部尼马察地方的雅尔纳，在入关前的战争中立下的汗马功劳，这样的例子在《通谱》中不胜枚举。清帝将新满洲视为一体，立军功者，封爵授官，大加赏赐。还分给他们土地，令其耕种。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定“各处壮丁及新满洲应给地者，将上三旗官庄并八旗礼部光禄寺丈量所余地亩拨给”。[⑫]同时，还给迁移的新满洲粮食和生产资料。清廷规定：“新满洲人等迁家口来者，不限人数，官给秔米，余人给糙米，日各半升，给至收获一次时止，所需盐酒照戸口支领。若拨地耕种豆地，每六亩给豆种一斗，谷地每六亩给谷米或黏高粱米六升。”[⑬]新旧满洲血汗凝聚的手足情谊，以及妥善的安置措施，更加坚定了他们融入满洲的信心。

第三，对新满洲加强“清语骑射”教养，使他们生活方式、习俗、心理素质与旧满洲趋同。各个驻防城建立八旗官学，吸收新满洲兵丁及其子弟入学，践习“清语骑射”。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题准，黑龙江将军所辖“官兵内有新满洲、席北、索伦、达呼里等，应于墨尔根地方两翼各设学一处，毎翼设教官一员，将新满洲、席北、索伦、达呼里及上纳貂皮达呼里等，每佐领选取俊秀幼童各一名”，入校学习。清廷的不断地教化，使新满洲同旧满洲的差距日趋消失。《宁古塔记略》记载，新满洲人“赐以官爵，亦不知贵”。将军尝谓有爵者，曰：“今已有官，须学礼仪，一体上衙门。”次日，有官者齐聚府堂，或戴笠，或负叉袋，或跣足，见者无不大笑。将军命坐，即以叉袋垫地而坐，虽衣大红蟒袍，其叉袋仍负于背不稍去，以便于买物。“近于都中见之，大非昔比，礼貌言谈，亦几于满、汉无异矣。”[⑭]此外，他们在生活习惯、语言、姓名等方面与满洲无异。这充分说明新融入的各部族人在满洲化的道路上迅跑。

在汉族先进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东北区域里，后金立国后，满洲贵族就在思索，如何力保自身“国语骑射”等文化特色，以防本民族的蜕变的同时，接纳中原传统文化，适应新的战略转变。例如，清初置官建制，天命至天聪时期，多沿用明朝成例，清明职官混用。如诸功臣序列武爵，“分总兵官品级为三等，其副将、参将、游击亦如之”。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官，掺杂着承政、参政、启心郎等满名。天聪八年到顺治初年，为预防满洲汉化，屏弃明代官爵、城邑等名号，以满语译音之名取代。如一等总兵官为一等昂邦章京，世职改称精奇尼哈番；一等副将为一等梅勒章京，世职改称阿思哈尼哈番；一等参将为一等甲喇章京等，世职改称阿达哈哈番。自顺治中期到乾隆初叶，官名满汉并用，渐以汉名为主。如汉语叫内阁，满名称“多尔吉衙门”；汉语叫翰林院，满语则称“笔特黑衙门”。《康熙会典》吏部类目中还散见一些满文音译的下官称谓，如“法克师大”（工匠头目）、“阿敦大”（牧长）、“物林大”（司库）、“布大衣大”（典膳）等。而《雍正会典》内满名之官职称谓不见了。问鼎中原后，满洲贵族一方面，对汉人强行满洲化，如剃法发易服等，将此作为顺逆的标志；另一方面，崇儒重道，加速了整体的汉化，为长久统治奠定基础。

早在辽东时期，皇太极认识到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则有孝经、学庸、论孟等书”，建立学宫，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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