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庙，将尊孔崇儒作为清朝治国之道。入关后，大肆弘扬孔孟、程朱之学，笼络士人，稳定天下。清廷兴教办学，设立国子监、八旗官学、八旗宗室学、觉罗学、咸安宫官学、景山官学、八旗义学等，招收八旗子弟入学，培养人才。学校除了教授“国语骑射”外，还讲授儒家经典。顺治元年（1644年）十一月诏令，“满洲官员子弟有愿读清书或愿读汉书，及汉官子孙有愿读清汉书者，俱送入国子监。”[⑮]又令满洲文官三品以上各萌一子入国子监读满汉书，并于国子监设满洲司业一员、助教两员教习。次年五月，再令建立八旗官学。十八年（1661年），清廷规定，“满洲、汉军，每佐领各增官学生一名，共送子弟二人，一习清书，一习汉书”。[⑯] 雍正时期，八旗官学进一步扩展，规定：”左右两翼官房，每翼各立一满学、一汉学。王贝勒贝子公将军及闲散宗室子弟年十八岁以下，有愿在家读书者听之。其在官学子弟，或清书，或汉书，随其自愿，分别教授。”[⑰]七年（1729年）闰七月，设立觉罗学，规定：“八旗各择官房一所，立为衙署。设清汉各一学。八旗觉罗内，自八岁以上，十八岁以下子弟，俱令入学”，“读书骑射，满汉兼习”。[⑱]雍正年间，各类八旗学校尤其重视汉文及儒家经典的教授，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国语骑射”课程。如咸安宫官学，设“汉书十二房，每房设汉教习一人；清书三房，设满教习一人，再设教射三人，教国语三人”，[⑲] 教授汉书之房远多于教授清书房数。
科举考试是清朝选拔人才的方式，也是广播程朱理学的有力举措。顺治八年（1651年）六月，清廷确定考试满洲、蒙古翻译秀才之制。同时，规定八旗子弟可像汉人一样考取生员、举人、进士。凡遇应考年份，内院同礼部“考取满洲生员一百二十名，蒙古生员六十名，顺天府考取汉军生员一百二十名”。乡试“取中满洲五十名，蒙古二十名，汉军二十五名”。会试“取中满洲二十五名，蒙古十名，汉军二十五名”。考试时，满汉分榜，即满洲、蒙古一榜；汉军、汉人一榜。“满洲、蒙古识汉字者翻译汉字一篇；不识汉字者，作清文字一篇。汉军文章篇数，如汉人例”。[⑳]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取消了满汉分榜制度，八旗子弟与汉族一体乡试，具体的录取名额是，满洲、蒙古“取中举人十名，汉军减五名，取中五名”。科举考试促进满洲人研习儒家经典的热情，提高了满洲整体的文化素质。
满洲贵族为了巩固全国统治，加大了汉文化学习的力度。雍正三年，吏部议覆：“各省提奏命盗案件及刑部咨稿，俱系汉文，满洲官员如不识汉字，必被滑吏欺隐，以致误事。嗣后，刑部满洲司官缺出，请拣选通晓汉文人员补授，庶案件易于料理，满洲习汉文字者，愈加勉励矣，应如所请。”[21]乾隆帝弘历指出：“我朝一统以来，始学汉文。”[22]雍乾之时，满洲的贵族便“不学习清语，公所俱说汉语”，“近闻在南苑，侍卫官员、兵丁皆说汉语”[23]。留驻关外的满洲人亦如此。盛京马尔屯地方，“彼方汉人多以马二屯呼之。盛京所属地名，多系清语，今因彼处满人不能清语，误以汉名称之。”[24]《吉林外记》亦载：“近数十年，流民渐多，屯居者已渐习为汉语。”“至各属城内商贾云集，汉人十居八九，居官四品以下率皆移居近城三二十里，内侵晨赴署办事，申酉间仍复回屯。其四品以上，职任较繁者不得不移居城内，子孙遂多习汉语。”⑩黑龙江地区也不例外，《黑龙江外记》卷六指出，“通国语者寥寥，满洲多能汉语故也”。可见，清代中期以后，在朝廷汉语已经取代满语，成为满洲官方的主要语言工具。这是满洲汉化的明证。
综观上述，满洲民族共同体本部族的形成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它是以血缘和地域相结合的产物。入关前，满洲逐步由渔猎生产方式向农耕经济形态转化，仍坚持“国语骑射”，保持本民族的浓郁特色。对纳入本部族其它民族成员迅速实现满洲化，同时不断加大汉化进程。入主中原后，满洲贵族不论是出于主观的或客观的愿望，对中原传统文化的仰慕，政权整体的儒学化，与明王朝趋同，这都是历史发展趋势使然。满洲融入汉族文化，汉族也接受了满洲文化。这种民族之间大范围的彼此接纳，以及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有力地促进各自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一个强势的弱小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征服和长期统治一个人数众多的先进汉民族，凭借得当的政策与策略，一方面，他们努力地保持本民族的特质，使融入的部落本民族化，甚至以强硬的手段，用本民族文化改造被其征服的先进汉民族，如薙发、易服等；另一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吸纳周边民族的先进文化，不断适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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