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清大军压境，朝鲜束手无策，赖以自卫的就是其坚信的儒家义理观。朝鲜答清使书曰:“凡贵国之责于我者大略有三:一则汉人之事也，二则边民之事也，三则谗间之说也。我国臣事中朝，敬待汉人，乃礼之当然也。凡汉人所为，我岂可以号令禁断也!当约和之初，我国以不背中朝为第一义，而贵国乃谓朝鲜不背南朝，自是善意，遂定交邻之契;此上天之所监临也。今者每以向南朝接汉人责我，此岂约和之本意也。以臣向君，乃穷天地、亘古今之大义也。以此为罪，则我国岂不乐闻而顺受乎!”【《李朝仁祖实录》卷32，仁祖十四年五月庚寅.】时当仁祖被围困于南汉山城，外无救兵，内乏粮草。而朝鲜依然高举传统义理观的大旗，逐一驳斥清朝的指责，始终坚持“不背中朝”的原则。朝鲜把臣事明朝、敬待汉人，看成是理所当然之事。因为汉人、明朝是“华”，中华之象征，故不得不尊;而与清朝只是交邻关系，清人并不具“华”的资格。而皇太极之所以征讨朝鲜正是冲着这一点，要将朝鲜由“不背中朝”变成“不背清朝”。

丁卯之役后，正是朝鲜这种“不背中朝”的态度，使得后金虽然与朝鲜建立了兄弟之国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很不稳定，朝鲜对后金采取敷衍塞责的态度。对于后金的使者亦不加礼遇，以致后金使者抱怨:南朝使者来，则供馈赠遗甚厚，“而今接吾辈，还同隶人”。【《李朝仁祖实录》卷22，仁祖八年三月甲申.】朝鲜不仅对后金使节接待不公，而且在贸易、逃人等问题上都采取消极敷衍塞责的态度。为了消除这种不公平，翦除明朝的羽翼，后金就要将朝鲜臣服。

皇太极大军进攻，朝鲜国王仁祖困守南汉山城，当时崔鸣吉请与清议和，清亦派人与朝鲜接触，议和谈判。但在朝鲜内部斥和派势力极大，斥和人士洪翼汉曰:“今建州欲窃帝号，而殿下不斩其使，何以答天子之德而绍先王之义乎!”【黄景源:《江汉集》卷27《明陪臣传·洪翼汉传》，第29页.】吴达济论崔鸣吉:“夫崔鸣吉，一奸臣也……愿殿下抵鸣吉罪，以厉人臣之节。”【黄景源:《江汉集》卷27《明陪臣传·吴达济传》，第31页.】尹集论曰:“明天子，民之父母也。虏，父母之仇也。属国之义，固不可连和于虏也。今虏逼京师，辱先帝之陵，殿下兵弱力微，虽不能悉赋而从征，以报天子之仇，亦何忍复遣使者，与虏连和乎?”【黄景源:《江汉集》卷27《明陪臣传·尹集传》，第30页.】 “不去鸣吉，国必亡矣。”斥和势力极大，使得当时双方议和相当艰难。清朝为了打击朝鲜斥和势力，勒令朝鲜缚送斥和主首者，于是金尚宪、郑蕴、尹煌、尹集、吴达济、金益熙等十一人请行，而洪翼汉时在平壤，故不得“首实”。仁祖听说有十一人愿出首，大惊。最后只定尹集、吴达济及在平壤的洪翼汉三人出首。尹集等对清英俄尔岱说，吾国父事明天子且三百年，“臣民惟知有明天子耳……吾等……所争者义已，成败存亡不论也”。【黄景源:《江汉集》卷27《明陪臣传·吴达济传》，第31页.】以说明其斥和的意图和动机。可见支配他们斥和的正是朝鲜与明朝三百年来的君臣礼义，他们也不顾“成败存亡”，为了与明朝的君臣之义，为了春秋义理，他们不惜一死。他们被押到沈阳，不屈而死。对于斥和三臣之死，在朝鲜随后二百多年历史中，备受称颂，他们的死被看成朝鲜尊周大义的象征。即如权尚吉《吊三学士文》称颂道:“呜呼，三先生之死，其亦幸矣。城下之事尚忍言哉!三纲沦矣，九法糜矣，冠屦倒植，夷夏变易。当此之时，不有吾三先生死，则堂堂数百年小中华之国，将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而后史之秉笔者，直以夷狄之陋待之矣。于是乎三先生死，天下之大纲常废而复举，国家之大义理晦而复明。庙社之神灵庶可以安，祖宗之臣民亦可以定。后世之修《春秋》者，必书之曰:某年、某月、某日，皇明遗臣洪某、吴某、尹某，为虏汗所杀，不亦大快矣乎!然则三先生之死，非直为三先生之幸，实为吾东方万万世之幸也!”【权尚吉:《南谷先生文集》卷2《吊三学士文》，汉城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2367册，景仁文化社1997年版，第381-382页.】斥和三臣之死，确是纲常所系、大义所关的，带有极为强烈的牺牲精神。而其所讲之纲常则是忠于明朝、遵循中华正统、贬斥夷狄之纲常。但后来为形势所迫，在南汉山城困守四十六日之后，仁祖只得采用崔鸣吉之办法，与清签订城下盟约。盟约首要一条即是“去明国之年号，绝明国之交往，献纳明国所与之诰命册印”，意在割断朝鲜与明朝的一切关系。其后是一系列敦促朝鲜遵循此规范的规约，质子、奉清正朔，清帝万寿节及中宫千秋、皇子千秋、冬至、元旦及庆吊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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