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回。但朝鲜君臣皆以丁应泰言为诬妄之辞。杨镐回还之日，朝鲜自国王宣祖至平民百姓皆恋恋不舍，宣祖率百官泣送于弘济院，汉城士民男女重髫戴白，皆出送郊外，诸臣以诗为别。【参见《再造藩邦志》5，《大东野乘》第三册，第1811页.】朝鲜深觉惋惜，并为杨镐受诬而不平。不久宣祖即派右议政李元翼、参判许成上奏辩诬，并疏救杨镐。万历二十七年(1599)七月，朝鲜建宣武祠于汉城南，特崇享兵部尚书邢筁、经略杨镐，宣祖亲书“再造藩邦”匾额揭于宣武祠。万历三十四年(1606)，谢恩使柳寅吉、崔濂朝京，专求杨镐画像。时杨镐家居河南商丘，朝鲜使臣千方百计寻得一商丘举人前往其家乡，方摹得杨镐画像。【具体经过，可参见《李朝宣祖实录》卷213，宣祖四十年闰六月癸亥.】光海君二年(1610)，将其画像奉安于宣武祠。朝鲜为崇祀杨镐，千方百计，煞费苦心。由此可见杨镐在当时朝鲜人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之高。

尽管如此，在杨镐出征辽东之前，派使臣前往朝鲜要求朝鲜出兵，共同征讨。但面对杨镐派来督促朝鲜出兵支援的使节，朝鲜在光海君游离政策下，一再推诿，“不曰建贼见蹙，隳突可虞，则曰我国力分势弱为虑”，杨镐斥之“岂遽忘昔年……援东国之急乎?……不免大失中外之望”。【《李朝光海君日记》卷130，光海君十年七月己酉.】其实，朝鲜对于明朝征讨后金的重要性看得相当清楚，以为“国之存亡，民之死生，都在于征胡之一役”。【《李朝光海君日记》卷133，光海君十年十月丁丑.】但光海君对杨镐之要求依然敷衍推诿，以致于“经略(杨镐)于我国深恶而痛绝之”。【《李朝光海君日记》卷133，光海君十年十月甲申.】朝鲜对杨镐之要求百般推倭，而与此同时则积极开展与后金的往来，暗中遣使联络。

由于光海君的两面政策，刻意周旋于明和后金之间，所以当得知刘纟廷派刘海前来督察出兵之时，朝鲜君臣上下一片恐慌，因为刘海原来是朝鲜人，后为刘纟廷部将，“凡我国大小事必无所不知，尤极可虑”。【《李朝光海君日记》卷134，光海君十年十一月癸卯.】朝鲜商议派译官将其止于途中，这在明与朝鲜的交往上是极为罕见的现象。在此情形下，国王光海君方令都元帅姜弘立、副都元帅金景瑞领三营兵马一万三千人，往援辽东。1619年，杨镐率明朝主力四路大军与努尔哈赤决战于萨尔浒。但由于指挥不力，四路军队互不配合，努尔哈赤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最终大败明军。姜弘立秉承光海君旨意，在战场上坐以观变，发现明军失利后，当即与后金兵约和，除金应河等少数朝鲜士兵开战外，朝鲜大部分军队在姜弘立率领下降于后金。其实，他们在未开战前，就已暗通。《李朝光海君日记》称:“当初弘立之渡江也，王以重违天朝督发，黾勉出师，而我国初非仇敌，实无战攻之意，密谕弘立遣人潜通于虏穴。故深河之役，虏中先呼通事，弘立应时投附，至是在拘囚中，书状启载作纸绳以送，备及结好缓祸之意。”【《李朝光海君日记》卷139，光海君十一年四月戊戌.】姜弘立乃贯彻光海君不开罪后金之策略，获知姜弘立降后金以后，承政院、备边司屡启国王，要求拘捕姜弘立家属。但光海君以“弘立等只陈虏情而已，有何卖国之事乎”为由而不予批准，致使修《光海君日记》的史臣们大发议论:“弘立等专军投贼，卖国逃生，则其忘君负国之罪，固所难逃。所当即施邦刑，传首中朝，而备局之系械上送，亦未免饶贷之责，而自上反有何负国为教，惜哉!”【《李朝光海君日记》卷150，光海君十二年三月丙午.】此论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他们对于光海君处理姜弘立降后金事件十分不满。由此可见，明朝不册封光海君为世子，影响是何等之大。这也反映出姜弘立降后金实乃光海君幕后所定之策。光海君暗中与后金往来，后金对此却很不满意，以为“交则交，不交则已，何必暗里行走”。【《李朝光海君日记》卷169，光海君十三年九月戊午.】光海君试图寻找一条既应付明朝，又不开罪后金的策略，但相当艰难。

光海君的两面政策，虽然使朝鲜免遭一时兵灾，但与传统的事大主义相违背，明朝尚存，朝鲜不应当背弃明朝而投向后金。朝鲜人把后金看作夷虏，光海君却弃“中华”(明朝)而交“夷虏”(后金)，背逆了朝鲜信奉的正统观。天启三年(1623)二月，朝鲜发生宫廷政变，国王光海君被废。从废除他王位的大妃教中，可以看出，正是那种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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