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长孙晟是隋朝对突厥政策的制定者，又是身体力行的实施者，并在实施过程中根据情况的变化，又适时对政策进行了调整。具体言，以与摄图关系的由战到和为界，分为侧重不同的前后二个阶段。开皇五年（585）之前重点放在远交达头，近攻摄图；之后则转变为离强（指达头）合弱（指染干）上。

开皇五年以前，在与摄图关系以战为主的阶段里，长孙晟虽在窦荣定军中“为偏将”[11]，参加了抵御摄图的军事行动，但他的主要精力则是放在政治方面。开皇元年，即在隋文帝采纳其治突厥策后不久，长孙晟和元晖即分赴罗侯，玷厥驻地。元晖“出伊吾道，使诣突厥，赐以狼头纛”[12]，“晖说以利害，申国厚礼，可汗大悦，遣其名王随献方物”[13]。长孙晟则以车骑将军身份亲“出黄龙道，斋币赐奚、霫、契丹等，遣为响导，得至处罗侯所，深布心腹，诱令内附”[14]，此系长孙晟第二次出使突厥。选择长孙晟、元晖出使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元晖早年曾出使突厥，“武帝之娉突厥也，令晖致礼焉”[15]，而长孙晟第一次（579年）出使突厥时，处罗侯曾“密托心腹，阴与晟盟”[16]。因此，他们出使均取得了预期效果。开皇二年（582），摄图率40万骑自兰州入，至于周槃，“破达奚长儒军，更欲南下”时“玷厥不从，引兵而去”[17]，削弱了摄图的实力，通使玷厥，初获成效。同年，与摄图战争激烈进行之时，长孙晟使说染干，让其诈告摄图：“铁勒等反，欲袭其牙”，逐使摄图惧而退兵。[18]

长孙晟没有轻视摄图的退兵，他深知摄图实力并未受到打击，故仍继续实行自己治突厥策中提出的“说合阿波”，以离间其与摄图关系的谋略。长孙晟抓住阿波与窦荣宣战而失利之机，遣使相劝阿波：当击摄图为自保。并亲对阿波来使说：“今达头与隋连和，而摄图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连结达头，相合为强，此万全之计。岂若丧兵负罪，归就摄图，受其戮辱邪？[19]”终于使阿波接受了长孙晟的建议。“说合阿波”获成功，扩大了突厥奴隶主之间的裂痕，并导致了内江。先是摄图“闻阿波怀贰，乃掩北牙，尽获其众而杀其母”[20]。继而阿波联合玷厥，“乞师十余万，东击摄图”[21]，由此开始了突厥历史上东西突厥分裂的历程。

摄图面临隋军和阿波、玷厥联军的打击，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开皇四年（584）九月，摄图遣使求投，在其致隋文帝的上书中曰“皇帝是妇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儿例。两境虽殊，情义是一。今重叠亲旧，子子孙孙，乃至万世不断，上天为征，终于违负。此国所有羊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缯彩，都是此物，彼此有何异也！[22]”在此与摄图关系面临由战转和的关键时刻，长孙晟奉命副虞庆则出使摄图牙庭（系第3次出使突厥），以灵活的外交言辞，解除了由于兵戎相见造成的感情上敌视，成功地完成了使命。隋朝对摄图的政策也由打击转而为和好。隋朝允摄图“请将部落度漠度南，寄居白道川内”[23]，并“以兵援之，给以衣食，赐以车服鼓吹”[24]。开皇五年（585）七月，“沙钵略（摄图）上表称臣”[25]，其表文曰：“窃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伏惟大隋皇帝也。岂敢阻兵恃险，偷窃名号，今便感慕淳风，归心有道，屈膝稽颡，永为藩附”[26]。隋文帝对摄图称臣之举十分重视，下诏曰，“沙钵略称雄漠北，多历世年，百蛮之大，莫过于此。往虽与和。犹是二国，今作君臣，便成一体”[27]。并封其妻周千金公主为大义公主，赐姓杨氏。拜其第7子窟合真为柱国、封安国公。隋与突厥的关系进入了以和为主的和好阶段。很明显，在促成双方关系由战转和，长孙晟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开皇五年后，与摄图之间战事已息，且摄图“当时贡献不绝”[28]，情况发生了变化，对突厥的政策，也由以打击摄图转而为平衡突厥诸派势力，以保边境之安宁。长孙晟仍是这一阶段对突厥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与实施者。

当时突厥诸部可分为4支势力，即：摄图系、染干系、阿波系、玷厥系。

加强和发展与摄图的和好关系，仍是当时首图。为此，开皇七年至十三年，长孙晟5次亲至突厥牙庭（即长孙晟第4至8次使突厥），开皇七年（587）和八年，摄图与其弟处罗侯相继去世，长孙晟代表隋廷2次前往致祭，使双方已建立的和好关系不致因人亡而事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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