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述长孙晟的历史活动，还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自北周大象二年至隋开皇三年（580-607）近30年间，长孙晟10次出使突厥，并无数次接待突厥来使，与4任突厥汗王多有交往。在其政治实践中，为了隋朝统治集团的利益，使用权术有之，斥诸武力有之。但应看到，由于长孙晟出身鲜卑族，对同样是少数族的突厥，从心里、感情上相对言就少有偏见，故在与突厥首领交往中，能够待之以宽容，行之以诱导，不以势压人，不损伤对方的自尊。试举二例。

其一，开皇四年（584），长孙晟副虞庆则出使摄图，时摄图与隋兵戎方息，戒备、敌视的心理尚未消除，摄图对虞庆则一行的接待颇冷淡，而是“陈兵，列其宝物，坐见庆则，称病不能起，且曰：‘我父伯以来，不向人拜’。”[50]千金公主推波助澜，私下对虞庆则说：“可汗豺狼性，遇与争，净啮人”，而虞庆则却一味“责而喻之”[51]，一时陷于僵局。若意气用事，处理不当，就有可能使关系再次破裂。此时长孙晟确比虞庆则高明，他不以胜者之势压人，而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对摄图说：“突厥与隋俱是大国天子，可汗不起，安敢违意。但可贺敦为帝女，则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无礼，不敬如公乎？”显然，长孙晟先尊摄图是与隋主平列的大国天子，从心理上消除了对方的敌对情绪，导致了“摄图乃笑谓其达官曰：‘须拜妇公，我从之耳’，于是乃拜诏书”[52]，使这次出使完满地完成了任务。摄图归附于隋，确是当时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

其二，大业三年（607），启民可汗染干在隋朝支持下已雄主突厥诸部，为炀帝北巡将至其牙庭，长孙晟奉旨先行前往。《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记述这么一段小插曲。“晟以牙中草秽，欲令染干亲自除之，示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账前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降幸所在，诸侯躬亲洒扫，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芜秽，谓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过。奴之骨肉，皆天子赐也，得效筋力，岂敢有辞？特以边人不知法耳，赖将军恩泽而教导之，将军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亲自芟草，其贵人及诸部争放效之。”[53] 上述记载可以看出，长孙晟在染干处，不以功臣自居，而是平等待人，循循诱导，终染干一世，突厥与隋的和好关系得以继续发展，长孙晟功不能没。

第二，长孙晟的政治才能与同代人相比也是稍胜一筹。长孙晟对染干的扶持政策，亦曾遭到一些权臣的非议与反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大业三年发生的“高、贺、宇文事件”。宰相高颖、右武侯大将军贺若弼、礼部尚书宇文弜等人，不同意对启民可汗执行扶持、封赏的政策，“以为大侈”、“私议得失”[54]，终遭杀身之祸，评价高颖、贺若弼、宇文弜私议之得失和炀帝诛死权臣之是非，不属本文推讨范围。但在对突厥的政策上，贺若弼等人不及长孙晟之深谋远虑，已为历史发展的进程所证实。

再以既与长孙晟同一时代、又有相似经历的裴矩对突厥政治活动看，更可看出长孙晟的历史作用。裴矩（？—607），历仕北齐、北周。隋文帝时即参予对突厥事务，政绩平平，无大建树。后因在张掖主持与西城诸胡互市，并撰《西域图记》进呈，遂得炀帝欢心。隋炀帝对周边诸族的态度，全凭个人好恶待之，好大喜功，骄横肆行，“诸蕃至者，厚加礼赐，有不恭命，以兵击之”[55]，裴矩投炀帝之所好，“谄庾有宠”[56]，不顾大局，不择对象，滥施离间之计。大业十年（614），裴矩先以染干子始毕可汗“众渐咸，献策分其势”，又谎言告始毕宠臣史蜀胡悉“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马邑，欲共蕃内多作交矣”，史蜀胡悉信以为真，“尽驱六畜，星驰争进，冀先互市”，裴矩却“伏兵马邑下，诱而斩之”[57]。从而导致大业十一年（615）始毕重兵围困炀帝于雁门的所谓雁门事件。当炀帝身处危境时才想起“向使长孙晟在，不令匈奴至此”[58]，此时离长孙晟去世才不过６年时间。但由隋文帝、长孙晟制定的对突厥政策已被逆转，他们所开创的与突厥和好局面也毁于一旦。炀帝与裴矩责不可卸。自此之后和好交往又为兵戎相见所取代，历史的这一曲折，经过近３０年，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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