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杨钦勾结安遂迦、大义公主挑唆雍虞闾破坏隋与突厥和好关系的风波虽得以平息，但长孙晟从中似乎看得更深远一些。不久之后针对雍虞闾请婚之议，长孙晟说：“臣观雍闾，反覆无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国家。纵与为婚，终当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玷厥、染干必又受其徵发。强而更反，后恐难图。且染干者，处罗侯之子也，素有诚款，于今两代。臣前与相见，亦乞通婚，不如许之，招令南徒，兵少力弱，易可抚驯，使敌雍闾，以为边焊”[33]。这是一则调整对突厥政策的重要奏议，之后，隋将全力扶持染干系的势力，如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时所评：此议“为隋破都蓝（即雍虞闾），树立染干张本”[34]。长孙晟扶染干抑雍虞闾的政策得到了隋文帝的全力支持，并在日后的实施中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对染干势力的扶持，主持人仍是长孙晟，其具体措施首先是结和亲。开皇“十七年，染干遣五百骑随晟来逆女，以宗女封安义公主以妻之”[35]，并“特厚其礼，遣大常卿牛弘、纳言苏威、民部尚书解律孝卿相继为使”[36]。开皇十九年（599），安义公“分遣使者，往北方铁勒等部招携取之”，从而使“铁勒、思结、伏利具、浑、斛萨、阿拔、仆骨等十余部，尽背达头，请来降附”[37]。其次，长孙晟率军奋战，以善战著称，时有突厥贵族来降，“说言突厥之内，大畏长孙总管，闻其弓声，谓为霹雳，见其走马，称为闪电”[38]，透过史籍溢美过誉之间，长孙晟当时的声威可见一斑。玷厥在内叛外击的困境中，“众大溃，西奔吐谷浑”[39]，启民“遂有其众”。

到大业初，突厥诸部各派势力中，唯有与隋和好的启民可汗力量硕果仅存。大业三年（607），长孙晟第10次出使突厥，到启民可汗牙账，为炀帝北巡作准备。炀帝北巡南游，劳民伤财已有定论。但一国之君亲往少数民族牙账，也是前所未有之举。同年启民可汗上表请“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40]。经长孙晟的苦心经营，终染干一世，突厥与隋之间的和好关系确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三

长孙晟治突厥策的提出及其实施中取得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两晋南北朝以来300余年间，华夏大地战乱频仍，骨肉相残，人民不堪其苦。因此，人心思安、人心思定是大势所趋。长孙晟治突厥策的出发点客观上有利于社会安定、国家统一，符合了时代潮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来如此，长孙晟的政策不仅得到中原地区人民的的支持，也得到久经内乱之苦的突厥部众的倾心。隋初以来，突厥诸部内附、内徒史载不绝，即是明证[41]。

长孙晟还得到隋文帝的全力支持，这在封建社会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隋文帝对长孙晟是熟悉并器重的，早在杨坚仕北周之相时，对当时还是“初未知名，人弗之识”的长孙晟，即赞其“武艺超群，适与其言，又多奇略，后子名将，非此子邪？”[42]。当长孙晟第一次出使突厥返回后，“以状白高祖，高祖大喜，迁奉车骑都尉”[43]。隋文帝作为开创新朝的雄主能审时度势，在处理与突厥关系上是冷静、清醒的，即在与突厥战云风涌的开皇三年，隋文帝还是提出“卧鼓息烽，暂劳终逸，制御夷狄，义在斯乎”的对突厥基本方针[44]。显然其出发点与长孙晟的治突厥策是一致的。后者则是隋文帝处理北方防务战略意图的具体化而已。因此，隋文帝对长孙晟的每一项建议无不以“善”对之[45]，并委以重任，授以全权，使长孙晟得以充分施展个人的才能。

如果说上述两端是长孙晟成功的客观因素，那么，长孙晟确实也具备了完成改善和发展隋与突厥关系历史使命的主观条件。

长孙晟出身汉化了的鲜卑名门，是所谓北朝宗族十姓之一拓拔氏之后[46]，其先祖长孙稚官至魏太师，祖父长孙裕、父亲长职兕、兄长孙炽先后入仕魏、周、隋诸朝、历任要职。他的家系血统，使他对其他少数民族较少地带有民族偏见。长孙晟在“周室尚武”的环境中度过了青少年时代，造就其“胜通敏，略涉书记，善弹工射，矫捷过人”的气质与能力，在当时贵胄子弟中，“每共驰射，时辈皆出其下”，可谓是佼佼者[47]。早在北周宣帝大象二年（580），时年28岁的长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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