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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秦苻坚甘露十二年（370），前燕宗室慕容垂降秦，秦相王猛忌其有雄略，劝苻坚杀之，苻坚不从，王猛又设计陷害慕容垂，苻坚仍然“待之如旧”。为此，司马光写了一段评论：“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吴得伍员而克强楚，汉得陈平而诛项籍，魏得许攸而破袁绍，彼敌国之材臣，来为己用，进取之良资也。”[54]此外，在《稽古录》等相关的著述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如对唐在“六年之中，海内威服，何成功之速哉？”的回答：“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驱策英雄，网罗俊乂，好用善谋，乐闻直谏……”[55]
3、息征伐之谋，罢拓土之兵
记历代边防，在《资治通鉴》中占有重要位置，明显地是在“以史为鉴”。面对北疆辽、西夏的侵扰，司马光不满于熙、丰年间对西夏用兵，认为“朝之阙政，其大者有六”，其四曰“中国未治，而侵扰四夷，得少失多”，而“救急保安之道”中有一点就是“罢拓土开境之兵”[56]，“息征伐之谋”[57]。元祐元年，连上《论西夏札子》、《乞抚纳西人札子》、《乞不拒绝西人请地札子》等，主张“返其侵疆”、“禁其私市”，认为放弃米脂等寨，可以显示“帝王之大度，仁人之用心”，若“惜而不与，万一西人积怨愤之气，逞凶悖之心”，“长驱深入，覆军杀将，将兵连祸结”，导致“天下骚动”，“虽有米脂等十寨，能有益乎？”[58]强调“凡边境安，则中国安，此乃国家安危之机。”[59]
这样的施政主张带进《资治通鉴》，凡穷兵黩武、开边拓土，一概加以斥责。太初元年，汉武帝以宠姬李夫人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出兵大宛，“臣光曰”评论道：
夫军旅大事，国之安危，民之死生系也。苟为不择贤愚而授之，欲侥幸咫尺之功，藉以为名而私其所爱，不若无功而侯之为愈也。然则武帝有见于封国，无见于置将，谓之能守先帝之约，臣曰过矣。[60]
东汉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匈奴发生瘟疫，人畜死亡甚多，国力空乏，是用兵的绝好时机，然而光武帝拒绝了这“万世刻石之功”，表示：“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处乎！”从此，“诸将莫敢复言兵事者”。在总评光武时，赞其“虽以征伐济大业，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进文吏，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工事，故年恢复前烈，身致太平。”[61]
历来对胡三省所说“李德裕、牛僧孺争维州事”认识不一，现将其事稍加介绍。唐文宗太和五年，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请降，尽帅其众奔成都，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具奏其状，宰相牛僧孺以受降会“失信”吐蕃，若其“怒气直辞，不三日至咸阳桥”，即使“得百维州何所用之”，遂命西川节度使李德裕以其城归吐蕃，悉怛谋及所与来降者悉归之，“吐蕃尽诛之于境上，极其惨酷”。至武宗会昌三年，李德裕为相，追论此事，有诏追赠悉怛谋右卫将军。“臣光曰”评论云：“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以利言之，则维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然则为唐计者，宜何先乎？悉怛谋在唐则为向化，在吐蕃不免为叛臣，其受诛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义也，匹夫徇利而亡义犹耻之，况天子乎！……以是观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见矣”。胡三省注：“元祐之初，弃米脂等四寨以与西夏，盖当时国论大指如此。”[62]正是指上述司马光欲将米脂四寨及熙河等让给西夏，终因安焘、孙路以地图力争而止。
任何史书借古讽今、影射现实，都难免歪曲历史、混淆是非，这是研读史书时必须注意的问题。
不管神宗赐以书名“资治”，还是与司马光时治主张相关，但应当注意两点：其一，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虽然明确地将修史与“取鉴”、“资治”联系在一起，却没有象唐太宗诏修《隋书》等五代史那样，“览前王之得失”目的是“为在身之龟镜”[63]，即没有以历代君王得失作为“自身”行为、决策的鉴戒，更多的是要“为臣者”引以为鉴戒，因而不可能有唐太宗的作为，自然也就不可能形成类似“贞观之治”的局面。其二，司马光“伏望”神宗“监前代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创出“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的局面，但他自己也没有能够认真做到“以史为鉴”。北宋中期形成的新旧党争，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成为当时政局的重要特点。司马光不仅有《朋党论》的专篇，在《资治通鉴》中对东汉的阉党与清流之争、中晚唐的牛李党争，都有非常详细的记述。卷241唐穆宗长庆元年四月，写牛李党争发端：“自是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顷轧，垂四十年。”卷245唐文宗太和八年十一月，写党争进一步发展：“时德裕、宗闵各有朋党，互相挤援。上患之，每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紧接着，便是400余字的“臣光曰”：
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犹冰炭之不可同器而处也。故君子得位则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进贤退不肖，其处心也公，其指事也实；小 << 上一页 [11] [12] [1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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