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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永建二年、卷192唐太宗贞观二年“臣光曰”，读者自见可明。“李德裕、牛僧孺争维州事”，下面有述。
1、以礼为纪纲
开篇第一句“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之后，便有一则近千字的“臣光曰”，开头两段这样写：
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夫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
“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必须“以礼为之纪纲”，才能维系和巩固等级统治。全书以三家分晋为开端，就是因为“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因而司马光感叹：“乌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叙西汉高帝七年事，借叔孙通制礼，“臣光曰”进一步发挥“礼”的功用：
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
同时指责叔孙通“徒窃礼之糠粃，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遂使先王之礼伦没而不振，以迄于今，岂不痛甚矣哉！”
以礼为纪纲，国家治乱、人物功过，均以是否重礼、以礼进行教化为衡量标准。卷68建安二十四年末“臣光曰”总结东汉盛衰：
光武遭汉中衰，群雄糜沸，奋起布衣，绍恢前绪，征伐四方，日不暇给，乃能敦尚经术，宾延儒雅，广开学校，修明礼乐，武功既成，文德亦洽。……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贵戚擅权，嬖幸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浑淆，是非颠倒，可谓乱矣。……乘舆播越，宗庙丘墟，王室荡覆，烝民涂炭，大命陨绝，不可复救。然州郡拥兵专地者，虽互相吞噬，犹未尝不以尊汉为辞。[49]
显然与开篇的“臣光曰”前后呼应，将东汉末与东周末相比拟。
中唐以下藩镇割据，朝廷姑息。唐肃宗乾元元年，平卢节度使王玄志卒，裨将李怀玉杀其子，推侯希逸为平卢军使，朝廷“因以希逸为节度副使，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始”。对此，又一则“臣光曰”发论：
今唐治军而不顾礼，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将帅，则将帅之陵天子，自然之势也。
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然后大宋受命。[50]
不仅治天下用礼，治军也要用礼，礼为纲纪，贯穿社会上上下下、方方面面！
2、用贤为本，立法是末
用贤为本，立法是末，既是司马光“以礼为纲纪”的重要内容，又与其时政主张紧密相关。
东汉灵帝熹平四年，为避免“州郡相党”，下制实行回避，“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即婚姻之家及其亲属，不得在两家所在州交互为官。因“禁忌转密，选用艰难，幽、冀二州久缺不补”。“臣光曰”评论说：
叔向有言：“国将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谨择忠贤而任之，凡中外之臣，有功则赏，有罪则诛，无所阿私，法制不烦而天下大治。所以然者何哉？执其本故也。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择人，而禁令益多，防闲益密，有功者以阂文者不赏，为奸者以巧法免诛，上下劳扰而天下大乱。所以然者何哉？逐其末故也。
所谓本，即用贤也；所谓末，即立法（禁令）也。批评“孝灵之时，刺史、二千石贪财如豺虎，暴殄烝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接着话锋一转：“以今视之，岂不适足为笑而深为可戒哉！”[51]显然，这是在“借古讽今”、影射时政。
三国魏明帝景初元年，刘卲作百官考课法，百官议而不决，事竟不行。“臣光曰”说得更加明白：“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是故求之于毁誉，则爱憎竞进而善恶浑淆；考之于功状，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要之，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为人上者至公至明，则群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无所复逃矣。苟为不公不明，则考课之法适足为曲私欺罔之资也。”同时表示反对“为之善法，繁其条目，谨其簿书”，认为刘卲之法是“不得其本而趋其末”。[52]
用贤为本，司马光特别瞩目东汉光武帝。对其即位后先访求贤才，“臣光曰”评论道：“光武即位之初，群雄竞逐，四海鼎沸，彼摧坚陷敌之人，权略诡辩之士，方见重于世，而独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于草莱之中，置诸群公之首，宜其光复旧物，享祚久长，盖由知所先务而得其本原故也。”[53]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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