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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名。其书上下贯穿千余载，固非愚臣所能独修。[4]
同时，以刘恕、赵锡君皆习史学，为众人所推，欲望特差二人同修。“诏从之，而令接所进书八卷编集，俟书成取旨赐名。”其后，赵君锡以父丧而不赴，命刘攽代之。
据司马光后来所写《资治通鉴进书表》追述，“先帝仍命自选辟官属，于崇文院置局，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赐以御府笔墨缯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神宗即位当年，治平四年（1067）十月，亲制序云：“尝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俾就秘阁翻阅，给吏史笔札，起周威烈王，讫于五代”，“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六卷，列于户牅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令书成后写入，司马光立即写了《谢赐资治通鉴序表》。同时，“又赐颍邸旧书二千四百二卷”[5]。熙宁三年（1070）六月，司马光请以范祖禹同修。元丰元年（1078）九月刘恕卒，十月请以子司马康充编修《资治通鉴》所检阅文字。其后，神宗又“赐以颍邸旧书二千四百卷”。
参预全书编纂者，前后总共5人，即进书表末所列名单：检阅文字——司马康，同 修——范祖禹、刘恕、刘攽，编集——司马光。同修三人，刘恕、刘攽先入局，刘攽负责汉，刘恕负责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熙宁三年范祖禹入局后，负责唐及五代，如司马康所云：
此书（《资治通鉴》）成盖得人焉。《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父，三国历九朝而隋则刘道原，唐迄五代则范纯甫。[6]
自清全祖望《通鉴分修诸子考》提出刘攽负责两汉至魏晋南北朝，刘恕负责五代，范祖禹负责唐以来，两种说法长期并存。近30年来较为通行的说法是：刘恕、刘攽先入局，刘攽负责汉，刘恕负责魏晋南北朝至隋，范祖禹入局后调整分工，刘攽接替刘恕负责南北朝，范祖禹负责唐，刘恕转而负责五代，刘恕卒后，五代由范祖禹接替。[7]
分工的同时，从收集资料到进行编纂，有着一套严谨的程序——编写丛目、长编，进行考异，最后定稿。所谓丛目、长编，从司马光《答范梦得》的书信中“梦得今来所作丛目”以及“自《旧唐书》以下俱未曾附注，如何遽可作长编”等内容知道，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又明确指出：“臣窃闻司马光之作《资治通鉴》也，先使其僚采摭异闻，以年月日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8]据此书信，丛目，以一书为主，标出事目，按时间顺序剪贴排列，然后将收集的相关史料增补进来，附注史料出处，即所谓“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注所出篇卷于逐事之下”，“无日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无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称是岁；无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有无事可附者则约其时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丛目的基本要求是“但稍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不害”。长编，依丛目顺序将同一事目下所列史料全部检出，参照比较，决定取舍，并进行文字加工，用大字写成正文。有歧异的不同记载，则用小字附注于正文之下，“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此并作大字写。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其基本原则是：“大抵长编，宁失于繁，毋失于略。”[9]
丛目、长编，是在司马光的统一指导下，由“同修”三人分别进行，最终集于司马光一手完成。刘恕之子刘羲仲在《通鉴问疑》中回忆：“先人在书局，止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长編附注有歧异的记载，经司马光最终审定，说明取舍，形成“考异”。全书经司马光刪其繁冗，考其异同，锤炼文字，形成定稿。具体情况，可从其写给宋次道的信中窥见一斑：
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10]
由此可以知道，仅唐代长编就多达“六七百卷”，司马光花费4年时光才最后删定成为81卷。正因为司马光充分发挥了主编的主导作用，才使《资治通鉴》结构浑然一体、文字一气呵成。
自治平三年（1066）四月英宗命其编历代君臣事迹，“每修一代史毕，上之”，至神宗元丰七年（1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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