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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削发出家。”（卷95）后秦姚兴崇信佛教，“以鸠摩罗什为国师，奉之如神，亲帅群臣及沙门听罗什讲佛经”，“公卿以下皆奉佛，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卷114）。
北魏太武帝与崔浩信奉道教，引发了天平真君七年“尽诛长安沙门，焚毁经像，并敕留台下四方，令一用长安法”的第一次毁佛之举，卷124详记了这一事件经过。及高宗即位，“向所毁佛图，率皆修复。魏主亲为沙门师贤等五人下发，以师贤为道人统。”[42]宣武帝时，“佛教盛于洛阳，沙门之外，自西域来者三千余人，魏主别为之永明寺千余间以处之”，使沙门统僧暹等“择嵩山形胜之地立闲居寺，极岩壑土木之美。由是远近承风，无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共有一万三百余寺。”[43]孝明帝熙平元年（516），“胡太后又作永宁寺”，又“作石窟寺于伊阙口，皆极土木之美。而永宁尤盛，有金像高八丈者一，如中人者十，玉像二。为九层浮图，掘地筑基，下及黃泉，浮图高九十丈，上刹复高十丈，每夜静，铃铎声闻十里”，“僧房千间，珠玉锦绣，骇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国，塔庙之盛，未之有也。”[44]
北齐崇佛黜道、北周禁毁佛道，卷166、171均有记述。隋文帝兴复佛法，“诏境内之民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佛像。于是时俗随风而靡”[45]。
南朝佛教流行，以齐、梁为盛。卷136记南齐竟陵王萧子良身为宰相，“笃好释氏，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范缜“盛称无佛”，展开一场辩论。“子良无以难。缜又著《神灭论》，以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论出，朝野喧哗，难之，终不能屈。”梁武帝兴佛，建同泰寺，三次到寺中舍身。第二次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释御服，持法衣，行清净大捨”，“群臣以钱一亿万祈白三宝，奉赎皇帝菩萨，僧众默许。”[46]
记述唐代佛事，篇卷更多。高祖武德九年傅奕上疏请除佛法、下诏沙汰僧尼道士，太宗贞观十三年傅奕临终戒其子无得学佛书，武则天天授元年敕藏《大云经》、使僧升高座讲解，玄宗开元二年姚崇上言沙汰僧尼、毋得创建佛寺，代宗大历二年君臣皆好佛、内外臣民承流相化、政刑日紊，宪宗元和十四年遣使迎佛骨、韩愈上表切谏，武宗会昌五年诏改释教之弊、毁寺四千六百余、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余，宣宗大中元年“反会昌之政”、僧尼之弊皆复其旧，懿宗咸通十四年遣使诣法门寺迎佛骨，广造浮图，竞为侈靡。五代十国时期，后晋、闽王、楚王、后周世宗等崇佛、毁佛情况，亦均有记述。
以如此篇幅记述佛教兴废，却没有关于法显、玄奘西行求法的记述，也没有佛教各宗在唐代兴衰的记述，显然其目光还是集中在与“国家盛衰、生民休戚”相关的佛教事上，这是不能不指出的。
总之，《资治通鉴》确如胡三省所说“不特纪治乱之迹而已”，而于文化史方面的内容亦有可谓“尤致其详”者，诸如诸子思想，释、道崇废，经籍艺文、科学技术（天文历法、雕版印刷、都市建筑、水利工程）等，只不过需要从浩瀚的篇卷中细细爬梳，这正是编年史体裁的局限。
顺便说一下《资治通鉴》的不记史学，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并建玄学、史学、文学、儒学为四学。对此，司马光写有一则“臣光曰”：
《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然则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至于老庄虚无，固非所以为教也。夫学者所以求道，天下无二道，安有四学哉！[47]
编写史著的司马光为何这样认识史学，其所编著的《资治通鉴》是儒是史？或许正因为此，才如胡三省所说，书中颇多“欲存之以示警”者，“此其微意，后人不能尽知也。编年岂徒哉！”[48]
四、欲存示警的“微意”
因事立论、感慨而发，是《资治通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继承《左传》“君子曰”和各纪传史“史臣曰”的传统。司马光本人所写“臣光曰”118则，引前人（自荀子至欧阳修）议论97则。胡三省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指出，“治平、熙宁间，公与诸人议国事相是非之日也”，“其忠愤感慨不能自己于言者，则智伯才德之论，樊英名实之说，唐太宗君臣之议乐，李德裕、牛僧孺争维州事之类是也。”这是在告诉读者，司马光在现实中“议国事相是非”有不能“言者”，借《资治通鉴》以发其“忠愤感慨”。智伯“才德之论”、樊英“名实之说”、唐太宗君臣之议乐，分别见于卷1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卷51汉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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