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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指出：
温公作《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35]
注重“礼乐”下面谈，这里先谈“历数”的“尤致其详”。
司马光以“古之为史者，必先正其历，以统万事，故谓之春秋”[36]，因而特别注重历法。《资治通鉴》对于北宋以前的历法修订，差不多逐一作出记述：汉武帝太初历（卷21）、汉章帝元和二年四分历（卷47）、魏明帝景初历（卷73）、宋文帝元嘉新历（卷124）、北魏太武帝玄始历（卷123、126）、祖冲之大明历（卷129、147）、北魏孝明帝正光历（卷149）、东魏孝静帝兴和历（卷158）[37]、北齐文宣帝天保历（卷163）、北周明帝武成元年更定新历（卷167）、隋文帝开皇四年甲子元历（卷176）、隋文帝开皇十七年新历（卷178）、唐高祖武德元年戊寅历（186）、唐高宗麟德历（卷201）、唐玄宗开元大衍历（卷212、213）、唐肃宗乾元至德历（卷220）、唐代宗广德二年五纪历（卷223）、唐德宗建中正元历（卷227）、唐穆宗长庆二年宣明历（卷242）、唐昭宗景福崇玄历（卷259）、后周世宗显德钦天历（卷293）。[38]《资治通鉴》正文所记这些历法，均是经认真考订后选择使用的重要历法，反映历法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进步，如果单独立目纪其始末，无疑一部简明中国历法史。
再来看“天文”的“尤致其详”。卷51汉顺帝太史令张衡“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作浑天仪，著《灵宪》”；卷123宋文帝元嘉十三年“诏太史令钱乐之更铸浑仪，径六尺八分，以水转之，昏明中星与天相应”；卷194唐太宗贞观七年，直太史李淳风“奏灵台候仪制度疏略，但有赤道，请更造浑天黄道仪，许之。癸巳，成而奏之”；卷212唐玄宗开元九年，命僧一行造大衍历，又命“率府兵曹梁令瓒造黄道游仪，以测候七政”，开元十二年“命太史监南宫说等于河南、北平地测日晷及极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时候之。阳城晷长一尺四寸八分弱，夜视北极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仪岳台晷长一尺五寸微强，极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朗州，晷长七寸七分，极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晷长二尺二寸九分，极高四十度。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差一尺五寸二分，极差十度半。又南至交州，晷出表南三寸二分。八月，海中南望老人星下，众星粲然，皆古所未名，大率去南极二十度以上星皆见。”正因为《资治通鉴》如此详载实测子午线的科学创举，胡三省才在注文中写下上述一段文字，并认为“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在胡三省注所提及的内容之外，特别要指出《资治通鉴》关于佛教传入的记述。早在仁宗皇祐四年（1052），司马光写有一篇《秀州真如院法堂记》，明确表示出对佛教传入的看法。自称“平生不习佛书，不知所以云者”，但“亦尝剽闻佛之为人矣”。“夫佛，盖西域之贤者。其为人也，清俭而寡欲，慈惠而爱物。故服弊补之衣，食蔬粝之食，岩居野处，斥妻屏子，所以自奉甚约，而惮于烦人也。虽草木虫鱼不敢妄杀，盖欲与物并生而不相害也。凡此之道，皆以涓洁其身不为物累。”“而末流之人，犹不免弃本而背原”，乃至“后世之为佛书者，日远而日讹，莫不侈大其师之言而附益之，以淫怪诬罔之辞以骇俗人而取世资，厚自丰殖，不知餍极。故一衣之费，或百金不若，绮纨之为愈也；一饭之直，或万钱不若，脍炙之为省也。高堂巨室，以自奉养佛之志。岂如是哉！天下事佛者，莫不然而。”写这篇《法堂记》“将以明佛之道也，是必深思本源，而勿放荡于末流。”[39]驾祐七年（1062），在《论寺额札子》中进一步指明：“窃以释、老之教，无益治世。”同时，也看到“流俗憨愚，崇尚释、老，积弊已深，不可猝除，故为之禁限，不使繁滋而已。”[40]
司马光的如此认识，使《资治通鉴》记佛教在各朝各代的兴废十分翔实。若将书中相关记述联贯起来，同样是一篇佛教在中国的兴废史，不亚于《通鉴纪事本末》中任何一篇纪事。以下作简要摘录，以供查阅。东汉明帝永平八年，记佛教最初传入的情况：“初，帝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书及沙门以来。其书大抵以虚无为宗，贵慈悲不杀，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修炼精神，以至为佛。善为宏阔胜大之言，以劝诱愚俗。精于其道者，号曰沙门。于是中国始传其术，图其形像，而王公贵人，独楚王英最先好之。”至桓帝，天子逐渐开始笃好：“自永平以来，臣民虽有习浮屠术者，而天子未之好。至帝，始笃好之，常躬自祷祠，由是其法浸盛。”[41]
北朝情形与东汉相似，至十六国后赵佛教开始盛行。石勒“以天竺僧佛图澄豫言成败，数有验，敬事之。及虎即位，奉之尤谨”，“朝会之日，太子、诸公扶翼上殿，主者唱‘大和尚’，众坐皆起”，“国人化之，率多事佛，澄之所在，无敢向其方面涕唾者。争造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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