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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4）十二月“上《五代纪》三十卷，总二百九十四卷，《目录》、《考异》各三十卷”[11]。这里先谈一谈《目录》、《考异》。
关于《目录》30卷，《进资治通鉴表》中这样写：“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目的——以备检寻，编纂——略举事目。具体形式：上方，首载岁阳、岁名纪年，并载以刘羲叟《长历》气朔、闰月以及各史所记七政（即日月与五星）之变，补《资治通鉴》书中历法及天象之不足；目录仿《史记》、《汉书》年表，年经国纬，略举事目，并撮书中精要之语散于其间，提纲挈领，颇似《资治通鉴》简本；下方，标注明《资治通鉴》卷数，以便知某事在某年、某卷。清四库馆臣评论说：“兼用目录之体，则光之创立。《通鉴》为纪、志、传之总会，此书又《通鉴》之总会也。”[12]
关于《考异》30卷，进书表如此说：“又参考群书，评其异同，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此即“遍阅旧史，旁及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择幽隐，较计毫厘”的考辨。所谓考异，即上引司马光《答范梦得》中“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涉及范围极为广泛，大凡时间、地点、人物、史实有疑点者，或各书记载不同，均加考辨，说明取舍。考异内容，包括考证时间、考证地理、考证人物、考证事件。考异方法，一是以本校、对校、他校、理校等校勘方法校改文献错讹，二是不取不合情理的记载，或驳斥荒诞不经的妄说。“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司马光还规定了“考异”的具体格式：
先注所舍者云，某书云云，某书云云，今案某书证验云云，或无证验，则以事理推之云云，今从某书为定。若无以考其虚实是非者，则云今两存之。
人们所见《考异》文字，基本都是按照这一格式书写。循此格式，既便于阅读、对照，也有助于对史事进行深入研究。《考异》30卷，历来颇受推崇，被认为“光既择可信者从之，复参考同异，别为此书。辩证谬误，以祛将来之惑。”同时更认为：“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其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光始。”[13]30卷《考异》最初单行，据胡三省乙酉（1345）《新注资治通鉴序》，在浙东骚乱过后，“复购得他本为之注，始以《考异》及所注者散入《通鉴》各文之下”，即自胡三省注本始，《考异》或单行，或散入《资治通鉴》，两种形式并行于世。
司马光自谓“遍阅旧史，旁及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那么《资治通鉴》究竟采用多少旧史、小说呢？对此，自宋以来不断有人进行统计。南宋高似孙在《纬略》说：“《通鉴》采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14]清四库馆臣以“其采用之书，正史之外，杂史至三百二十二种。”[15]此后，多以高似孙所说“二百”为“三百”之误。不过，高似孙在另一书中对引书作有详考，明确指出：“司马公《通鉴》，今人但以为取诸正史，予尝穷极《通鉴》用功处，因有用史、用志传，或用他书，萃成一段者，则其为功切矣，其所采取亦博矣。乃以其所用之书，随事归之于下，凡七年而后成，《通鉴》中所引援二百二十余家。”[16]同时，详列书目，起《史记》，至《武威王庙碑》，共计226种（其中《唐列圣实录》仅为一目），与《纬略》所说“二百二十二家”稍有出入，并非“二百”为“三百”之误。若以《纬略》222家加正史19家，也不过241种。清同治、光绪中，胡元常依《通鉴考异》所见书目作《通鉴引用书目考》，“凡得二百七十二种，惟文集则不列其目。”[17]其所列书目，较高似孙《纬略》多31种，并注明作者、卷数。民国年间，张须“以《通鉴考异》所见书名为主”，分为正史、编年、别史、杂史、霸史、传记、奏议、地理、小说、诸子10类“以究温公探索所至，兼明去取之由”，共得301种，除去正史25种，“杂史诸书”为276种，又除去诸子，得书267种。[18]20世纪80年代，围绕张须的统计，又有过不同的考辨。陈光崇认定为359种，是迄今统计数目最多的一说。高振铎认定为339种，周征松认定为356种。[19]上述各家统计,除对具体书目认识不同外，主要是统计标准不一,究竟是以《通鉴考异》引书为标准，还是以《通鉴》引书为标准？尽管如此，但说《通鉴考异》引书约340种还是完全可信的。
通过《考异》引书，可以探索《资治通鉴》的史源。这里仅作简要提示，以见其取材的基本原则。战国至秦统一，共出“考异”5条，基本源于《史记》，都是用内证和本校法。西汉一代，主要源于班固《汉书》，参以荀悦《汉纪》。汉高祖至汉武帝，若史事没有异说而《史记》、《汉书》有异文，一般依《汉书》，或互有取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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