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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综合采用。昭帝以下，以《汉书》为主，《考异》引书仅荀悦《汉纪》、伶玄《飞燕外传》（一作《赵后外传》）、葛洪《西京杂记》等数种。因荀悦《汉纪》改《汉书》而来，当二书有异文时，通常从《汉书》而舍《汉纪》。东汉一代，史书渐多，以范晔《后汉书》为主，兼采袁宏《后汉纪》，其他则更次之。三国时期，以陈寿《三国志》为主要依据，叙汉献帝事多取《献帝起居注》，叙孙策事多依虞溥《江表传》。两晋史以《晋书》为主要史源，晋统一之前多以《三国志》校《晋书》，晋、宋之交多与沈约《宋书》参校。东晋、南北朝，加之十六国，记载既多又各异，从《考异》情况看，通常以事发地史书为主：即南朝史事，多取宋、齐、梁、陈各史及《南史》；北朝史事，多取魏、北齐、周、隋各史及《北史》。隋唐时期，《考异》引书约占全部引书的3／4，史源纷繁，因而《考异》占23卷，文字明显增长，往往超过千言，甚至有长达2500余字者，取舍情况最为复杂，以“正史”、实录为基本史源，“正史”中又以取《旧唐书》为多。五代时期，同样以“正史”、实录为基本史源，“正史”则以取《旧五代史》为多，基本不取《新五代史》。[20]
最后，从《资治通鉴》书名说两个历来多未注意到的问题。其一，司马光最初名其书为“通志”，而且成为《史记》之后“通前代之史，会天下之书”的鸿篇巨制，比郑樵以“会通之法”编纂《通志》要早77年。要不是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或许后人会见到两部《通志》，一为北宋时司马光所修编年体《通志》，一为南宋时郑樵所修纪传体《通志》，或许郑樵另为其纪传体通史取一个书名。其二，司马光自名其书“通志”，而英宗却命其“编历代君臣事迹”，与真宗景德二年令王钦若、杨亿“修历代君臣事迹”，两者“圣意”全同，真宗赐前书名《册府元龟》，神宗赐后者名《资治通鉴》。不同的是，前者为类书，直录原始文献原文，后者为编年史，博采、详考而后重加撰写；前者“惟取六经子史，不录小说杂书”[21]，后者不仅“遍阅旧史，旁及小说”，还强调“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22]南宋洪迈有一比较两书取材的论述，指明《册府元龟》不取“异端小说”，并列各类书目存在的问题，其结果造成“遗弃既多”。紧接着，举《资治通鉴》取材“杂史、琐说、家传”的情况，反而事实“皆本末粲然”：
如《资治通鉴》则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叙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记》；魏郑公谏争，用《谏录》；李绛议奏，用《李司空论事》；睢阳事，用《张中丞传》；淮西事，用《凉公平蔡录》；李泌事，用《邺侯家传》；李德裕太原、泽潞、回鹘事，用《两朝献替记》；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后史补》；韩偓凤翔谋画，用《金銮密记》；平庞勋，用《彭门纪乱》；讨裘甫，用《平剡录》；记毕师铎、吕用之事，用《广陵妖乱志》。皆本末粲然，然则杂史、琐说、家传，岂可尽废也！[23]
充分肯定“杂史、琐说、家传”的史学价值及史料意义。
二、编纂特点
从《记历年图后》、《进通志表》看，司马光编著目的最初只是患旧史“文繁事广，不能得其纲要”，“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使“兴亡之迹，大略可见”，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资治”用意。当英宗命其编“历代君臣事迹”之后，才进一步表示“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有了为帝王提供鉴戒的意图。至神宗“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确定其著书主旨。因而，《进资治通鉴表》中才有这样的完整叙述：
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宴，时赐省览，监前代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之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
显然，这是在前三次（进《历年图》、进《通志》、编“历代君臣事迹”）的基础上，增加了伏望陛下“时赐省览，监前代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的意愿和希望，这无疑与神宗赐书名《资治通鉴》有关，但还要看到与其政治主张的关联。
一、非有正闰之辨，止为纪年衔接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至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编年记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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