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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
通常谈《资治通鉴》，大都强调其“监前代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上面已指出这是在神宗赐书名之后司马光才明确增加的意愿。就其初衷而言，“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不仅治平三年四月奏、《进资治通鉴表》，就是书中的“臣光曰”（卷69），都一再强调这十个字，足见司马光对“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的高度重视。明确将“国家兴衰”与“生民休戚”并列作为叙事的基本内容，是《资治通鉴》的重要特点和突出成就。
1、“治世至寡，乱世至多；得之甚难，失之甚易”
司马光之前的十七史，自《汉书》始，以叙各朝各代之兴为主，用大量篇幅记其创业、治世、盛世的辉煌以及相关君臣的嘉言美行，而记其衰败、衰世、乱亡及其相关君臣的种种事迹则往往简单从事，几乎都是“虎头蛇尾”。司马光以其“通识”审视1362年史事，十分清楚地看到，后一皇朝的创业史正是前一皇朝的衰亡史，进而总结说：
自古以来，治世至寡，乱世至多；得之甚难，失之甚易也。[26]
因此，《资治通鉴》叙事，在“关国家兴衰”方面，注重“兴”的同时，更关注其“衰”。全书编纂充分体现了这一通识，叙各朝各代，均是乱世篇幅超过治世篇幅。
叙汉、唐“治世”，其末世篇幅超过盛世篇幅：西汉文帝、景帝约4卷，而末世平帝、王莽、更始亦4卷；东汉光武约5卷，而献帝却多达10卷有余。唐太宗7卷，玄宗开元4卷，僖宗5卷、昭宗8卷。“治世”的两大帝国——汉、唐，其末代皇帝（汉献帝、唐昭宗）所占篇卷，较任何其他帝王都多。
在所谓“乱世”，也有“治”与“乱”之别，西晋武帝3卷多，惠帝亦3卷多，“八王之乱”至西晋亡4卷。至于宋文帝8卷、梁武帝18卷，并非因为他们是“乱世”之中的小“治世”，主要因为其在位期间正是北朝的“乱世”（十六国中西秦、北凉、北燕、夏与北魏并存，北魏正分裂为东魏、西魏），所记内容实际是头绪最乱的一个时期。卷122宋文帝元嘉十二年五月记事，完全是北魏之事，其叙“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槃陁、鄯善、焉耆、车师、粟特九国入贡于魏”，确如其所说“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类似情况非常普遍，只不过用南朝年号，纪北朝史事而已。
“专取关国家兴衰，为编年一书”的著述宗旨，决定《资治通鉴》以叙皇朝兴亡之迹为主线，无疑是一部政治史。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具有战略意义的战争往往决定国之兴亡、盛衰，因而书中用重墨描写关系政权存亡或政治格局变化的重大战役。昆阳之战决定王莽政权的存亡，在某种意义上也决定了刘秀的命运。赤壁之战关系三国鼎立局面能否形成，肥水之战关系南北对峙及北方政局。这三次战役的胜负，对于中国历史进程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而这三次战役，又都是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范例，自然为司马光所瞩目。他如袁、曹官渡之战，高欢、宇文泰沙苑之战，李愬雪夜袭蔡州，朱温、李存勗夾寨之战等，无一不是事关时局的战事，无一不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事。司马光不仅描写战争生动翔实、本末分明，而且十分关注用兵之道。卷1记吴起善用兵、“与士卒分劳苦”的同时，又于安王十五年记吴起与魏武侯论国之存亡“在德不在险”的问对。卷2记孙膑、庞涓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盛赞孙膑军事天才。晚唐藩镇跋扈，朝廷姑息，司马光大段大段摘录杜牧《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原文及注《孙子》序：“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为夫子之徒，实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为二道曰文、武，离而俱行，因使缙绅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为粗暴异人，人不比数。呜呼！亡失根本，斯最为甚！”[27]顾炎武称《资治通鉴》“所载兵法甚详，凡亡国之臣，盗贼之佐，苟有一策，亦具录之”[28]，足见司马光对于兵事的重视。
总之，《资治通鉴》叙国家之兴衰，瞩目的是“治世至寡，乱世至多”；写战争、用兵之道，同样围绕“治世至寡，乱世至多”。“治世至寡，乱世至多”的客观历史实际，必然引出“得之甚难，失之甚易”的历史经验教训。
2、“系生民休戚”
在司马光看来，与“国家兴衰”紧密相关的是“生民休戚”。“治世至寡，乱世至多；得之甚难，失之甚易”的关键，在国与民的关系。熙宁三年，一则上疏明确指出：
秦之陈胜、吴广，汉之赤眉、黄巾，唐之黄巢，皆穷民之所为也。大势既去，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29]
虽然这是针对新法可能产生的后果在例举历史教训，但反映司马光关注“生民休戚”的基本宗旨，因此《资治通鉴》叙秦之陈胜、吴广、汉之赤眉、黄巾，唐之黄巢，都用了大量篇幅，再加之善写战争，更使得秦末、西汉末、东汉末、唐末农民战争的篇幅大大超过各史，充分印证其“治世至寡，乱世至多；得之甚难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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