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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1362年史事。因其“记国家兴衰大迹”，所以是一部以政权兴衰为中心的编年体通史，具体分卷情况如下：
周纪（前403－前256）5卷 秦纪（前255－前207）3卷
汉纪（前206－219）60卷 魏纪（220－264）10卷
晋纪（265－419）40卷 宋纪（420－478）16卷
齐纪（479－501）10卷 梁纪（502－556）22卷
陈纪（557－588）10卷 隋纪（589－617）8卷
唐纪（618－906）81卷 后梁纪（907－922）6卷
后唐纪（923－935）8卷 后晋纪（936－946）6卷
后汉纪（947－950）4卷 后周纪（951－959）5卷
如此分卷，三国时不见蜀、吴纪年，南北朝时不见北魏、北齐、北周纪年，五代时不见十国纪年，特别是三国时没有蜀纪，在当时以至后来均有议论。刘恕写信表示：“正统之论，兴于汉儒，推五行相生，指玺绂相传，以为正统。……若春秋无二主，则吴楚同诸侯也。史书非若《春秋》以一字为褒贬，而魏晋南北五代之际，以势力相敌，遂分裂天下，其名分位号异乎周之于吴楚，安得强拔一国谓之正统，余皆为僭伪乎？”[24]南宋周密说：“正闰之说尚矣。欧公作《正统论》则章望之著《明统论》以非之，温公作《通鉴》则朱晦庵作《纲目》以纠之。张敬夫亦著《经世纪年》，直以蜀先主上继汉献帝。”[25]司马光特别在卷69蜀先主刘备即皇帝位，改元章武处，写下一则800余字的“臣光曰”表明自己的观点：“汉兴，学者始推五德生、胜，以秦为闰位，在木火之间，霸而不王，于是正闰之论兴矣。……是以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指出正闰之说的产生，并以历史事实点明其不能自圆其说，进而阐述自己的编著原则：
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
周、秦、汉、晋、隋、唐混一九州，以其年号纪年，“不诬事实，近于至公”。分裂时期以三国魏、南朝宋、齐、梁、陈年号纪年，是因为它们的年号不仅与汉、晋、唐前后衔接，而且它们彼此之间年号也是衔接的，并不存在“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的意思。如果三国时以蜀之年号纪年，历史纪年将会出现空挡：曹丕废汉献帝称帝，东汉政权不复存在，时在建安二十四年（219），而蜀先主刘备称帝在章武元年（221），则公元220年既无东汉年号，又无蜀汉年号，只有曹魏年号——黄初二年。若“直以蜀先主上继汉献帝”，则历史纪年于此无年号纪年。蜀亡于公元263年，西晋代魏在公元265年，公元264年同样无年号纪年。北朝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与十六国，五代时期又十国，情况更为复杂，年号相互交错，如何纪年既能“不诬事实”，又能见到“事之先后”的顺序？断代为史，不存在这个问题。纪传体通史，也不存在这个问题。惟有编年体通史才会遇到这一难题，必须在“不诬事实”的前提下妥善解决。司马光提出的上述原则，是符合客观历史进程的惟一可行方法。司马光的以上论述表明：一不仿效《春秋》“立褒贬之法”，二为解决纪年连贯、“不诬事实”的问题。胡三省最得其要领，点评也最为简要：“温公纪年之意，具于此论。”这的确集中反映出司马光编写编年体通史的编纂思想，而宋、元以来多为人们所忽视，或为理学家们所歪曲，我们应该充分认识这一论述的历史编纂学意义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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