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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之甚易”的论断。
记隋末乱亡，差不多用了4卷篇幅，以对比手法说明民心向背直接关系政权存亡。卷181大业七年记隋炀帝自征高丽以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紧接着写王薄聚众长白山，窦建德起而响应，特别写窦建德“能顷身接物，与士卒均劳逸，由是人争附之，为之致死。”至大业九年，所谓“群盗所在皆满，郡县官因之各专威福，生杀任情”，“由是余党复相聚为盗，官军不能讨，以至隋亡。”
在国与民的关系中，司马光十分注重“取信于民”。尽管认为商鞅“刻薄”，但对其取信于民却非常赞赏，借以表达其“国保于民”，“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的认识：“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蓄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30]
《资治通鉴》中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即贞元三年十二月唐德宗畋猎新店，“入民赵光奇家”，问百姓苦乐。
问：“百姓乐乎？”对曰：“不乐。”上曰：“今岁颇稔，何为不乐？”对曰：“诏令不信。前云两税之外悉无他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后又云和籴，而实强取之，曾不识一钱。始云所籴粟麦纳于道次，今则遣致京西行营，动数百里，车摧马毙，破产不能支。愁苦若此，何乐之有！每有诏书优恤，徒空文耳！恐圣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复其家。
遍查相关文献，均不见此事，当源于今天已不可见的《唐德宗实录》。司马光不仅将此事写入《资治通鉴》正文，紧接着还发议论云：
甚矣，唐德宗之难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泽壅而不下达，小民之情郁而不上通，故君勤于上而民不怀，民愁怨于下而君不知，以至于离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游猎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间疾苦，此乃千载之遇也。固当按有司之废格诏书、残虐下民，横增赋敛，盗匿公财，及左右谄谀、日称民间丰乐者而诛之。然后洗心易虑，一新其政，屏浮饰，废虚文，谨号令，敦诚信，察真伪，辨忠邪，矜困穷，伸怨滞，则太平之业可致矣。释此不为，乃复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又安得人人自言于天子，而户户复其徭赋乎！[31]
司马光从数百种文献资料中选出此事，并将人君能从小民口中得悉民间疾苦视为“千载之遇”，足以显见其是如何瞩目于“系生民之休戚”的问题！
如果说则天光宅元年十二月记武后杀程务挺，《考异》引《唐统纪》武后曰“不爱身而爱百姓”一段记载，司马光认为不足信而“不取”，那么叙五代后周世宗拆毁佛像铸钱以减轻百姓负担，载入周世宗对侍臣所说“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随后的“臣光曰”却则借用了武则天的这句话来称赞周世宗：“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自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32]司马光是何其希望“不爱身而爱百姓”的君王啊！
“系生民休戚”，既是发挥仁政爱民的优良思想，又是对1362兴衰史的历史总结。
“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的著述宗旨，决定《资治通鉴》不取符瑞、不记怪异。在《答范梦得》书中，司马光特别强调长编的“取此舍彼之意”：“诗赋等若止为文章，诏诰若止为除官，及妖异止于怪诞，诙谐止于取笑之类，便请直删无妨。”而“妖异有所儆戒，诙谐有所补益，并告存之。”同时，在“妖异有所儆戒”下加注作具体说明：
凡国家灾异，本纪所书者并存之，其本志强附时事者不须也。谶记如李淳风言武氏之类，及因而致杀戮、叛乱者并存之，其妄有牵合如木入斗为朱字之类不须也。相貌、符瑞或因此为人所忌，或为人所附，或人主好之而谄者伪造，或实有而可信者并存之，其余不须也。妖怪或有所儆戒，如鬼书武三思门，或因而生事，如杨慎矜墓流血之类并存之，其余不须也。[33]
三、“不特纪治乱之迹”
记述皇朝兴亡之迹的同时，《资治通鉴》记述了大量与国家盛衰相关的其他史事。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历法、天文则随《目录》所书而附注”，“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34]因其注《资治通鉴》，深知《资治通鉴》内容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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