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文误字暨疑处既已改正疏通如前，前后抵牾应已消除，惟本案始末仍需依时序解说如后。(一)妇人郭氏原嫁胡某，故曰“胡阿郭”。(二)胡阿郭小姑名曰胡茶哥。(三)不记年月，胡阿郭夫亡，改嫁老刘长男刘二，成为刘三之嫂。(四)至元七年二月，刘三与胡茶哥定婚。(五)至元九年三月，刘二卒。弟刘三即刘温将嫂阿郭“接续为妻”。(六)十年二月，刘三将阿郭“收为正妻”。(七)依“叔叔合收嫂嫂”条格，小叔刘三得将寡嫂阿郭收继，但时当刘二丧制中，须“依法断罪听离”；另一方面，若准刘三依条收嫂，并令刘三求娶元定妻，则是有妻再娶，亦须断离。事发到官，地方官“不曾断过如此体例”，故申乞朝廷裁断。因本案涉及户籍登记及婚姻效力问题，属户部事务，故中书省发由户部处理。户部遵奉今上皇帝至元八年发布之圣旨以为最高法律，准刘三收继阿郭，且令刘三求娶元定妻胡茶哥为妻，不受“有妻更娶妻”之法律约束；惟刘三因于胞兄刘二丧制中收继兄嫂阿郭，违反法律，故“从本路量情断遣”；刘三堂兄刘琮亦“从本路量情断遣”，盖因刘三收继阿郭，刘琮或为首倡者，或为主事者之故也。

刘三收继阿郭之记载，鄙人解读如上，不敢自以为是，盖因《典章》编者剪裁原文过甚，诸人关系因而晦涩不明，益以抄者梓者误抄误刻，后人读来更感迷离，难以究诘。举例言之，由“胡阿郭告”云云，据鄙人点读《典章》全文之经验判断，本案原告应为胡阿郭，但胡阿郭为何告官，则本条文字并无一语及之，于是乎吾人仅能衡情设想，以求解答。职是之故，鄙人前述之解读，不能尽获众人之首肯，意中之事也。刘馨琚、党宝海二君质疑鄙人之主张，以为案中阿郭实有两人，一为胡家妇，一为刘家妇，我则以为阿郭先为胡家妇，后为刘家妇，一人而再醮三嫁者也。

按全文中“阿郭”凡六见，首见之“胡阿郭”及次见之“阿郭”，其为同一胡家妇，断无可疑。第三至第六见之“阿郭”，以前后文观之，亦可断定为一人，即原为刘二之妻，后为刘三所收者。此后一阿郭，刘、党二君以为非是胡阿郭，而为另一人，吾人可依元人惯例，姑且呼之曰刘阿郭。假使二君所见为是，则本案案情较之鄙人所述者为简单，即刘二死后丧制中，刘三收继刘阿郭，置其元定妻胡茶哥于不顾，胡阿郭为小姑胡茶哥鸣不平，故赴官告诉也。

惟两阿郭之说虽亦可通，仍有若干疑问。其一、胡茶哥缘何不自行赴官陈告，乃嫂胡阿郭缘何代作不平之鸣?其二、假使果有两阿郭，文中理应设法区别，以免混淆难辨，《典章》编者缘何虑不及此?

鄙人一阿郭之说，要系根据点校《典章》全文所得经验而来。前已言之，元人文书称呼妇人，或在本家姓氏前加一“阿”字，或更加夫姓，如阿陈、洪阿陈、阿林、叶阿林之类。记忆中《典章》所见妇人带“阿”字者，一条之中，或一见，或数见，皆能一一辨别，无混淆之虞。兹篇所论之阿郭，鄙人断定为一人，经验使然者也。此其一。再者，《典章》编者节录胡阿郭之诉词，末句为“有婿刘三已将伊嫂阿郭接续为妻”云云。“有婿”二字，最为紧要，盖胡阿郭已为刘三接续为妻，故称刘三为婿。若此处阿郭为刘阿郭，则胡阿郭诉词中称呼刘三应为“刘二弟刘三”或“弟刘三”或“有弟刘三”之类，岂能称之曰“婿”。此其二。缘此二端，我故断定文中所见阿郭为一人。

惟鄙人之说，亦有懈可击。其一、党君谓，如阿郭为一人，则至元九年三月刘二死前，阿郭已为刘家妇，应称刘阿郭，缘何仍称胡阿郭?其二、刘君谓，如阿郭为一人，则夫婿刘二丧制中，彼与小叔刘三续亲，法所不容，阿郭缘何赴官自暴?

二君之问，诚不易答。思之再三，勉强索得半解以应之，曰：阿郭再嫁刘二，有实而无名，婚姻不成立，故官府文书仍依其前之身份，称之曰胡阿郭。刘二死后，阿郭依从刘二堂兄刘琮之主张，为小叔刘三所收。考当日华北汉族间千余年来几已绝迹之收继婚，因蒙古之统治，又有复燃之势，逮至元八年忽必烈发布“叔叔合收嫂嫂”之圣旨，民间有恃无恐，强行收继者有之，既有妻室又行收继者有之，驯至以为凡是收继，皆属合法(详拙撰《元代的收继婚》)。胡阿郭或者即是持此想法之妇人。彼为刘三收继之后，或因刘三元定妻胡茶哥意欲争回刘三，或因他人拟告阿郭服丧期间成婚，或因吾人不得而知之其他原因，阿郭故而赴官陈告，以保住彼与刘三之收继婚姻，维护一己之利益。观户部之判决，知阿郭得遂所愿，合法为刘三收继，惟刘三仍得依理下财求娶元定妻胡茶哥为妻。胡阿郭与胡茶哥，由姑嫂而娣姒，人伦巨变，时代使然者也。

刘、党二君子所见与鄙人异，《典章》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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