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对《元史·刑法志》的来源问题进行了重新检讨，在指出《元史·刑法志》来源于《经世大典·宪典》的同时，又以《宪典》的一段佚文同《刑法志》进行比较，探讨了前者是如何被删削成后者的。此外，本文认为，《刑法志》（即《经世大典·宪典》节文）的内容并不等同于《大元通制》，无论是从取材范围还是从截止时间而言，前者的内容都远比后者要更广泛。

【关键词】 元朝  《经世大典·宪典》  《元史·刑法志》
 
一
 
《元史·刑法志》为研究元朝法制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其材料来源，我国法学界长期以来认定就是元朝的法典《大元通制》，有的学者在引用《元史·刑法志》时，甚至径称引自《大元通制》。这种认识，大概是受到清末民初著名法学家沈家本（1840－1913年）的影响。在著述中，沈家本曾多次谈到以上观点，像在《抄本元典章跋》中，他提到“《元史·刑法志》采自《大元通制》。”[1]在《历代刑法考·律令八》中，他又指出“《元史·刑法志》以《大元通制》为本。”[2]不过，这种观点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大元通制》虽然已经失传，但“条格”大部分尚存，元人沈仲纬在所撰《刑统赋疏》中,还提到《大元通制》的篇章结构，指出其“断例”即“唐律十二篇，名令（实际上应为名例－引者注）提出，狱官入条格”（以下为其余十一篇篇名），也就是说，“断例”以唐律十二篇为框架，但没有卷首的名例篇。[3]“条格”分“祭祀、户令、学令、选举、宫卫、军房（实际上为军防－引者注）、仪制、衣服、公式、禄令、仓库、厩牧、关市、捕亡、赏令、医药、田令、赋役、假宁、狱官、杂令、僧道、营缮、河防、服制、站赤、榷货”等二十七篇，[4]拿这些内容和篇目同《元史·刑法志》相对照，我们是无论如何也得不出上述结论的。
实际上，包括《刑法志》在内《元史》诸志的来源问题，很早就是史学家讨论的热门问题。早在清朝，史学名家赵翼就已指出《经世大典》为《元史》诸志的重要来源，认为“职官兵刑诸志，又有虞集等所修《经世大典》。”[5]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日本学者市村瓒次郎、中国学者翁独健、余元盦等又相继撰文详细讨论此问题，[6]集其大成者，又有王慎荣、叶幼泉、王斌合著的《元史探源》一书。学者们之间的观点虽然小有分歧，但在认定《经世大典》为《元史》诸志的主要来源上并无歧异，此观点殆已成盖棺定论。此外，专门就《元史·刑法志》的来源进行探讨者，还有日本学者安部健夫在1932年发表的重要文章《<元史·刑法志>与“元律”之关系》。[7]当时他撰此文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纠正另一位日本学者浅见伦太郎关于《元史·刑法志》来源于所谓“元律”的错误说法。[8]通过把《元史·刑法志》与《经世大典·宪典》的篇目相对照，安部健夫也得出了《元史·刑法志》来源于《经世大典·宪典》的结论。以上这些观点，已为国内外元史学界普遍认同。[9]可令人奇怪的是，迟至今日，这一结论仍没有被国内法学界众多学者所采纳，最近出版的许多法学论著，仍然重谈以前的老调。我想，这总不外乎是两个学科之间缺乏学术交流的缘故。
《经世大典》为元朝文宗时期修纂的一部政书，始于天历二年（1329年），成于至顺二年（1331年），体例仿《唐六典》与《宋会要》，共880卷，另有目录12卷，公牍1卷，纂修通议1卷。[10]全书正文共10篇，其中君事4篇，分别为帝号、帝训、帝制、帝系；臣事六篇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划分，但名称有所变通，分别为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在臣事六篇下面，又分若干子目。作为一部承前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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