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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元史·刑法志》的史源－从《经世大典·宪典》一篇佚文谈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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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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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职容徇者，会赦，同上科罪。（后收皇庆二年断例二件）
诸有司检覆尸伤，轻听犯人称说，定验不明，虽会赦，解职别叙，首领官及承吏各
罢见役，通记过名。（后收断例一件）
诸有司官检覆尸伤，不能律下，致将听检无罪之人拷掠陵暴，要其酒食钱物，逼伤
人命者，各科本罪，仍於死人征烧埋银给苦主。（后收延祐元年断例一件）
诸职检覆尸伤，不即牒报，而情不涉私者，笞一十七，记过。（后收延祐元年断例
一件）
诸职官覆检尸伤，尸已焚瘗，止传会初检申报者，解职别叙。若已改除，仍记其过。
（后收延祐四年断例一件）
诸民告所顾家童在逃，家童亲属辄移他人尸相诬赖，有司检验辄传会书填尸状，以
非法加刑，逼令屈招杀死者，初检官杖六十七，解职，降先品二等叙；追搜行凶器杖，
逼令妄认者，罪减一等，降先品一等叙；随从枉勘者，以次佐官罪减二等，解职别叙，
末署官减四等还职，通记过名。（后收至治元年断例一件）
诸司县官初、覆检尸，容隐不实，符同申报者，虽会赦，正官各解职，期年后降先
品一等叙；首领官及承吏罢役不叙。（后收至治二年断例一件）
诸告人命事不与听理，致检覆失期，身尸发变者，正官笞三十七，首领官吏四十七，
通记过名。（后收至治元年断例一件）
通过对二者进行对比，我们不但证实了《刑法志》确实来源于《宪典》，而且还可发现《刑法志》修纂者是如何对《宪典》进行取舍的。
首先，是对断例的删削。根据上述佚文，我们不难看出，《刑法志》已将《宪典》所收断例毫无例外全部删掉。其次，是对总结性文字本身进行取舍。这部分内容的取舍应该说实在没有章法，拿上述佚文来说，除了笔者没有引录其中的《检尸式》、《尸帐式》、《检尸法》3段内容外，光是文中引录的15段文字，就被整个删掉12段，而且，就是保留下来的3段文字，还有一段被砍掉后半部分，仅剩下前半部分内容。正是通过这样两个步骤，《元史·刑法志》的修纂者把洋洋万余字内容硬生生砍成不足200字！
《元史·刑法志》最为法史学研究者所称道的，是它与其它正史《刑法志》不同，保留了有元一代的大量法律条文。其实，这正是《元史·刑法志》修纂的粗疏之处。明初为了急于将《元史》成书，没有来得及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就匆匆开立史局。结果，从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到八月，在完成元太祖到宁宗朝的史实共159卷后，即由于顺帝朝缺少材料而不得不告一段落。在用了半年时间采集顺帝朝史料后，明朝从洪武三年二月又重开史局，继续修纂到七月才宣告结束。《元史》修纂速度之快，可称得上二十四史之最。据有的学者统计，《元史》两次修纂时间分别为188天和143天，二者相加，仅有331天。[19]具体到《元史·刑法志》，修纂时间就更短，因为从《刑法志》现有内容来看，我们根本找不到顺帝朝的内容，甚至连顺帝时期修纂的另一部重要法律文献《至正条格》也没有提到。这表明，《刑法志》其实在修纂的第一阶段就已完成了。而在这样短短的半年时间内，我们很难想象出《元史》的修纂者会有什么特殊作为。实际上，他们采取的只会是偷懒的办法，即摈弃当时尚能见到的《大元通制》、《至正条格》、《六条政类》等元代重要法律文献不用，仅仅选取了《经世大典·宪典》这样的现成材料删削一番就万事大吉。而且，通过前面对《刑法志》与《宪典》内容的比较，我们又不难看出，《元史》修纂者对《宪典》实际上只是毫无原则的草率删削，没有任何浓缩提炼，充其量只是《宪典》一个低质量的删节本罢了。也正因为这些缘故，我们似乎有必要重新估价《刑法志》的价值。首先，它只是部分地保存了《宪典》的原貌，其次，所谓的原貌只是《宪典》修纂者总结性文字的部分重现，而这些对断例的总结性文字决非原汁原味的元代法律。
三
问题谈到这里，对于《元史·刑法志》在内容上是否等同于《大元通制》，我们似乎也应该有一个结论。既然《元史·刑法志》的内容直接取材于《经世大典·宪典》，这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解释为《经世大典·宪典》的内容是否等同于《大元通制》。笔者认为，即使抛开二者在性质上的差异不论，单就内容的丰富程度而言，前者其实也应该远远大于后者。这一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首先，《宪典》既然属于详细记载国家一代典章制度的政书内容，它的取材范围自应十分广泛，《大元通制》或许是其中一个来源，但绝非惟一来源。其次，我们也可以从时间上加以考虑，这里的时间不是指修纂时间，而是收录内容的截止时间。《大元通制》虽说是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才颁行的，但它收录的实际上只是仁宗延祐年间以前的内容。正如欧阳玄所言：“《大元通制》为书，缵集於延祐之乙卯（1315年），颁行於至治之癸亥（1323年）。”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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