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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元史·刑法志》的史源－从《经世大典·宪典》一篇佚文谈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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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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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苏天爵也对此有所暗示，在上书请求续编《大元通制》时，他曾说：“然自延祐至今，又几二十年矣。”[21]而现存《通制条格》标明时间最晚者，确实也没有超过延祐年间的。[22]《宪典》的修纂，如前所述，应始于天历二年（1329年），成书于至顺二年（1331年）。即使以起初修纂的1329年开始计算，两者相差也应该有十年以上。元代法律的稳定性较差，每年新的条格、断例叠出不穷，这是每一位元史研究者都知道的常识。苏天爵在《大元通制》颁布不到二十年，就已经感到“烦条碎目，与日俱增”的压力，[23]这些新增加的法律内容，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不会在《宪典》中得到反映。实际上，前面所引《宪典》佚文就已经多处出现了延祐以后的文字。
由此，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宪典》并不等同于《大元通制》，前者的内容从总体上应多出后者。这要求我们在引用《元史·刑法志》时，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只有把所引用的条文同其它材料结合起来分析，才敢断定它是否反映的是《大元通制》的内容。
[1] 《寄簃文存》卷八，《沈寄簃先生遗书》甲编，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以下所引版本同。
[2] 《沈寄簃先生遗书》甲编。
[3] 日本学者安部健夫最早提出《大元通制》“断例”分十一篇的观点，但此说后来受到黄时鉴的质疑，黄时鉴认为《大元通制》“断例”实际上应当包括名例篇在内，共十二篇（见《<大元通制>考辨》，《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二期）。最近，元末法典《至正条格》在韩国庆州被发现，《至正条格》是在《大元通制》的基础上增修而成的，从已发表的图版来看（见韩国《中央日报》2003年5月19日版），“断例”卷首为卫禁篇（即唐律的第二个篇目），而非名例篇。由此看来，安部健夫原来的看法应当是正确的。
[4] 《枕碧楼丛书》，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
[5] 《廿二史札记》卷二九《元史》，世界书局1939年版。
[6] 【日本】市村瓒次郎《元实录与经世大典》，《史学年报》1931年第1、3期；翁独健《蒙元时代的法典编纂》，《燕京社会科学》1948年第一卷；余元盦《元史志表部分史源之探讨》，《西北民族文化研究丛刊》1949年第一辑。
[7] 原刊载于《东方学报》1932年第2期（京都），后收入同氏《元代史研究》，东京创文社1972年初版、1981年再版。
[8] 【日本】浅见伦太郎《元<经世大典>与元律》，《法学协会杂志》1923年第41期6、7号。
[9] 国内权威著作的相关论述，可参见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9页；周良宵、顾菊英《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58－459页；黄时鉴《<大元通制>考辨》，《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二期。
[10] 【元】欧阳玄《进<经世大典>表》，《国朝文类》卷一六，四部丛刊初编本，以下所引版本同。
[11] 【朝鲜】郑道传《朝鲜经国典》，《三峰集》卷七、卷八，韩国文集丛刊本。
[12] 可参见陆峻岭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中为《经世大典》所撰辞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
[13] 【元】虞集《<经世大典>序录》，《国朝文类》卷四¡——四二。
[14] 有关《经世大典》的研究，可参见苏振申《元政书经世大典之研究》，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
[15] 笔者这一观点亦可由《元史》的一条材料加以佐证。当《宪典》修纂完成并由文宗过目时，文宗对近臣说：“此岂非《唐律》乎？”（语见《元史》卷一八一《揭傒斯传》，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4185页，以下所引版本同）由此看来，文宗对《宪典》的这种方式也颇感新鲜，因为这种整齐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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