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清代的三维地方行政体制

    　　1.地方官、幕友、胥吏三维统治体系形成的政治背景
    20世纪50年代，弗兰兹·迈克尔即在张仲礼所著《中国绅士》的导言中指出：“中华帝国的绅士是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他们高踞于无数的平民以及所谓‘贱民’之上，支配着中国民间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他们乃是儒学教义确定的纲常伦纪的卫道士、推行者和代表人。在晚期的几个朝代中，政府通过掌握的科举和功名制度使绅士的条件和地位固定下来，并给予他们威望以及同官府交往的某种特殊地位。”[30](p.1) （绅士一词译自英文的Gentry，费兰兹在使用时，为消除常常含糊不清以及该词中不适合中国绅士的那些意思，有如下说明：“中国的绅士是不可继承的，个成员都必须自己设法获得。由于晋入或贬出这个集团是可能的，所以社会地位的变动也是大量存在的。”由于同样的理由，本文除原文照引外，在用到绅士、乡绅、缙绅这一概念时，将始终沿用郑天挺提出的“绅（退休官吏）衿（秀才）”一词。）所谓“在晚期几个朝代，中国绅士的条件和地位固定下来”的说法，我认为应该从前一节谈及的明代以来逐渐“完善”起来的科举制度，以至到了清初生员大量出现，并在政治、经济上获得更多的特权这一变化过程来理解。正因为如此，绅衿阶层才有了“威望以及同官府交往的特殊地位”，形成了隐性存在的“绅衿支配”[31](p.695)。
    “绅衿支配”是清王朝不可改变、或者说是不得不依靠的统治基础，但它对这种支配形式并不是没有限制的。在论述幕友制度的形成时，我们已经谈到清王朝在继承明之旧制的同时，处于对汉人官僚的警惕，对官僚体系作过大量的调整，并逐步完善起地方官回避制度。规定文官不能官本省，教官又不能教本府，地方绅衿也不能干预本地公务。但惟独对幕友的“游幕”却始终没有类似严格的规避制度，只是提到“须择历练老成、深信不疑之人”[19](元年三月乙酉)。这实际上是在延续绅衿支配的同时，允许这一阶层通过“游幕”始终存在于各级衙门，并直接参与政务，从而实现了对绅衿阶层的再分化。换句话说，到了清代被称之为“为政之隐”[10](卷二五，《幕友论》) 的“绅衿支配”这一事实是与绅衿分化相并行的。这应该是幕友阶层迅速膨胀的政治背景。

    　　2.地方官、幕友、胥吏统治体系形成的经济背景
    明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货币流通的广泛实现，使得长期以来封建国家与地方在财政分成上的久而未解的矛盾有了解决的可能。这就是“一条鞭法”的实施，以及与之一脉相承的清代“摊丁入亩”税收制度的完成。随着上述赋税制度改革带来的事实是，本来由于政治因素（科举）从社会其他阶层中分化出来的绅衿，伴随着赋税制度的改革使这种分化得以加速。
    赋役合一是以州县为单位计算的，形式上解决了差徭科派混杂之弊，使民无他科忧，但事实上给绅衿阶层实施其政治特权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即他们可以利用与官府的种种关系，通过飞洒、诡寄、虚悬、挪移等等手法隐匿田产，逃避课税，造成国家掌握田土数目的减少；又“丁粮毕输于官”，形式上简化了手续，去掉了中间环节，但事实上，为完成封建国家政府对个体生产者的税收，又不得不扩增官僚队伍。于是，给绅衿或者关系者提供了更多寄身于官衙的机会。
    早在明嘉靖年间南宫知县叶恒嵩对当时的现状即有如下描述：“富农巨商争相输粟纳银，为良家，为郡邑掾胥，既系籍于官例，当复其家。而所遣之赋，皆贫民更办之。如三等之户，九则之征不过在贫民中通融调停耳，其高下殊相悬者，固不得洁而裒益之也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