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上面所说的问题，我在2005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曾提出5点建议：
    第一，更新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话语系统，凡是来自于日本没有表明侵略性质的用语，或来自国共斗争时期而不利于团结各方面人士不利于改善两岸关系的用语，都应该加以更新，换成更加确切、客观的用语。
    第二，更新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观念。即不应该再囿于过去那种国共斗争的观念，“扬共(产党)贬国(民党)”、“扬后(敌后战场)贬正(面战场)”，而是应该站在全民族的角度，全面、客观地充分反映出全民族包括国民党、国民政府、正面战场以及民主党派、中间势力的英勇抗战。否则，就不利于团结各方面人士，缓和两岸关系，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我希望海峡两岸的学者能够联起手来，求同存异，共同撰写一部海峡两岸以至国外学者都能接受的，比较客观、公正、有说服力的中国抗日战争史。
    第三，更新那些不准确的材料和数字，对重大史实应该进一步做出准确的统计分析。要达到这个目的，一方面应下工夫搜集有关的文字材料；另一方面应加强实地调查研究。例如关于日本侵华的罪行和给中国造成的惨重损失，就应该组织力量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以便能够拿出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第四，把学术研究和宣传区分开，不能把学术研究看成宣传，以宣传的要求和口径来限制学术研究。例如在宣传中，可以主要讲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战场的功绩，但在学术研究中，就必须客观地反映国民党、国民政府及正面战场的抗战。又例如现在广泛宣传的一些重要提法，在学术研究中也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不能因为看法不同就不让发表和出版。即使是宣传，也应该实事求是，客观公正，讲究科学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宣传的效果，否则别人就会不相信，甚至会对整个的抗日战争史内容产生怀疑，结果适得其反。
    第五，把学术研究和处理中日关系的方针政策区分开来，不能让学术研究完全服从于现实的对日方针政策。因为处理中日关系的方针政策是从现实需要出发的，而现实需要是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变化的。如果担心对有些问题的研究会妨碍现实的中日关系就不让研究，当形势发生变化、需要立即对这些问题拿出研究成果的时候，就会无法应付。在这方面，过去已经留下深刻的教训，例如对日索赔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让研究，结果到可以进行索赔的时候，因为缺乏研究而拿不出有力的证据。以后，应该吸取这方面的教训。对于有关抗日战争史的一切问题，都应该放手让学者们进行研究，而不应该加以限制。
    现在，我仍然认为这些建议是正确的，应该努力加以解决。当然，也欢迎提出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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