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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承寿寺为粤人聚会之所，行当搜查也。适在其座，晤军机章京凌君福彭，知清河业交部，四京卿及徐杨皆然。内廷搜出逆迹无数。又康之门簿已进呈，将有绝大株连。莘伯乃奏请召荣入都，以合肥代之。懿旨遂电召略园，闻略园甚皇然，恐有伊霍之事，立誓调停。
十一日略园到京，与莘伯期会于其第，莘伯亦以调停之说进。次日入见，先皇上，次慈宁，语秘莫能闻，大都两解之词。是日，外起如瞿、徐皆未见，想无暇也。是时，今上颇有自怨自艾之意，一切情形，直言不讳。而言官络绎腾章，请速诛群凶以靖变。虽清河亦明表其非康党，而上意坚欲并诛之。略园乃为乞恩，谓张某不无微劳，且明诏业已剔开，求少宽以示区别。于是众军机环而叩首，且并及东海。上意不可回，得懿旨乃解，是以张、徐不及于难。是时御前诸内监，毙杖者四人，监禁者六人。讯得康氏弟兄数月来时常便服入内，见上但鞠躬即坐，与平行无异。并云此风从前文廷式倡之。适莘伯又论其在沪入学会事，又六月间有密旨召其入都，皆康之谋。是以有密拿正法之旨（案此指文廷式而言）。莘伯又论群凶以孙、康、黄、熊为四首领，黄不宜出使，免为首逆东道主人，奏入而恐见诘于外人，迟迟不发，而略园已告知仲虎。
先是七月间，上硃笔予黄尚书衔候补侍郎全权头等，扁于匣。使王尚书与樵野送日本公使署，令寄其国政府。盖存此笔迹，以为后来一应训条，核对笔迹之用。王既受申饬，不能止此事，则藉张止之。后伊藤来，李苾园举康为接待使，亦为张所阻。谕旨所以谓张非康党，其能保首领者，即此二事也。
闻康见伊相语极多，谓四京卿是其所委。伊举以询合肥，盖亦不甚然之。现在内政尚无变异，两圣意见全消。惟上疾殊可虑，南医十余人，轮流入侍，日以脉证传知六部及各衙门，中间数日不遗精，今又如初矣。据陈莲舫云：“症尚未十分无救，惟天家一切俱异民间，殊棘手耳。”前是硃谕斥其随同附和，不以独出主见，以致毫无小效，饬令回藉矣。
慈意向用济宁甚切，前月初曾令内侍问状，昨又令略园、吴子佩往视。济宁解袜示以步履不便，且有泄症，然亦是敷衍症状，不久即销假矣。此公一出，天下事未可知也。然虽略园心不善之，亦未如之何。盖有较常熟为尤甚者。（注：邓之诚著，邓珂点校：《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602～604页。）
邓之诚先生没有说明，他是从何处得此信札，该信札是原件还是抄件，有无信封等细节，只是说此信是戊戌九月二十三日蔡金台写给李盛铎的。邓先生对此信之按语称：“此所述戊戌政变，极得当时直相。所谓略园两解、两圣意见全消，亦是真情。德宗惟认错而已，何至如世间所云加以挞楚幽囚耶？再芸为华辉，问刍为刘学洵（询），仁和为王文韶，清河为张荫桓，徐为徐致靖，略园为荣禄，莘伯为杨崇伊，仲虎为徐建寅，唯云中不知何人。金台，字燕生，丙戌翰林，与盛铎同为德化人。时盛铎方为驻日本公使。世间记戊戌事，多传闻之辞，时日先后，不免颠倒。唯此所述政变全由庆王布置，最关筋节。其他亦较为得实，盖金台亦在事之人也。”（注：邓之诚著，邓珂点校：《骨董琐记全编》，第604页。） 文中将蔡金台之字，称为燕生，似应为燕孙。除邓先生指出诸人外，密札中提到的崇受之，即九门提督崇礼，汉军正白旗人。东海，亦为徐致靖，瞿为瞿廷韶，黄为黄遵宪，熊为熊希龄，云中者似应为廖仲山，均为变法中之活跃人物。
邓之诚先生所揭此信，是一件十分重要，但长期以来却未引起人们重视的史料。这样的密札，倘非当事之人，是根本写不出此等文字的。密札中所述许多重要史实，均可由档案史料予以证实。今兹试举二事以证实此札所述史实之可信。 其一、关于戊戌七月，光绪皇帝书写硃笔谕条，派康有为、黄遵宪往日本事，张荫桓曾谈到此事云：“七月间，皇上有硃笔谕条，令我向日使言，中国拟派头等钦差驻日本。又拟派康有为赴日，坐探变法事宜。我恐日廷不允接待，即至总署与廖仲山言论。正谈叙间，又奉皇上墨谕，内言告知日本，此后往来公牍，可将日皇徽号，全行书写。我即往拜日本使臣，将先奉硃谕隐起，仅将墨笔谕宣示。因向该使臣谈及，中朝欲遣头等钦差之意。日使喜甚，允电日廷政府。念余日并未见有回电，竟作罢论。”（注：翦伯赞等主编：《戊戌变法》，第1册，第503页。） 张荫桓所述事实，以前未引起人们重视。但是，自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发现了日本代理驻华公使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的密报之后，证实了张荫桓、王文韶确实拿了光绪皇帝之谕条前往日本使署交涉（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各国内政关系杂纂》，编号1—6—2—4。）。张荫桓之回忆误记为他同廖仲山同去；而蔡金台之密信称张、王二人一同去日使署交涉。可见蔡金台的信，与日本档案所记相合，比张荫桓本人之回忆还要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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