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戊戌政变之步骤分析

蔡金台思想守旧，又同刘学询、杨崇伊这些策动政变的人物关系密切，同流合污，故对政变之内幕了解的颇为深入细致。
根据蔡氏密札，可以清楚看出八月上旬朝局之恶化，以致演化成为政变格局，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步骤：
其一、八月初三日杨崇伊递上亟请皇太后训政以遏乱萌之奏折，导致“八月初三晚慈禧太后决定明日回西苑”，而且还宣称，八月初六日由大内再返回颐和园。根据茅海建先生之分析，“慈禧太后还宫的决定在戌时，即晚上7点至9点”（注：茅海建：《戊戌变法史实考》，三联书店，2005年，第51页。）。然而，仅仅靠杨崇伊之奏折，皇太后似乎还不至于下令抓康有为，也不至于要光绪皇帝下台，而由她再度垂帘听政。因为百日维新是经由皇太后允诺而开始的，而且康氏的奏章及进呈书目亦呈送皇太后慈览。正如苏继祖所说，康有为正月所上条陈，太后亦曾为之感动（注：翦伯赞等主编：《戊戌变法》，第1册，第311页。又见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60页。）。因此，没有非常重大的突变，慈禧是不会让光绪皇帝下台的。一般言官或风闻言事者的奏折，是无论如何达不到这样效果的。可以说八月初六日早朝前，宫廷必有重大变故。
其二、八月初三日晚，谭嗣同夜访法华寺，劝袁世凯率军队围颐和园，制服后党。谭同袁谈话时，至少还有徐世昌在场。故谭氏离去后，袁徐一定紧急磋商，采取对策。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任何疏忽都会招来杀身之祸。袁徐二人休戚相关，不能不权衡利弊，审时度势，斟酌再三。根据清宫奏单奏片档记载：“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一日，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到京请安，呈递履历片，奉旨知道了，履历留。八月初二日，袁世凯以侍郎候补谢恩，奉旨知道了。”（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单奏片档》491～492。） 八月初五日光绪皇帝再次召见袁世凯，因此，徐世昌可以活动，袁世凯则必须等到召见之后，方可离京。
其三、袁世凯初五日请训后即返回天津，局势已相当紧张。袁氏在见到荣禄时，有两种选择：他可以和盘托出新党计划，也可以借故推宕，袁世凯肯定为选择向荣禄告密。因为这是八月初三日谭嗣同夜访之后即已决定了的。可以设想，如果守旧派已经发动了政变，袁世凯再来“被动告密”，荣禄是不会把直隶总督的位子让给袁世凯的。相反，倒是袁氏告密立了大功，才有日后荣禄对他的信任及袁氏的飞黄腾达。
主动告密与被动告密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前者是积极的，后者是被迫的。狡猾的荣禄是会在关键时刻考验袁世凯的，而事实证明，袁世凯经受了荣禄的考验，也为自己赢得了前程。
其四、根据蔡金台致李盛铎密札，“会袁世凯来，而谭嗣同说以调兵，入见语亦云然。袁乃密白略园。电庆邸达之”。但是，由于“政变全由庆王布置”，荣禄又“立誓调停”，因此，荣禄电报的内容可能未涉及谭嗣同事件全部。蔡金台致李盛铎密札称：“电庆邸达之”，这是以往谈论政变者所未曾虑及的。
其五、八月十一日，御史杨崇伊再度上书，谓“事机急迫，请召大臣即日来京”（注：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第466页。），并建议北洋大臣由大学士李鸿章前去署理。慈禧宣召荣禄进京，却没有让李鸿章署理，相反让袁世凯署理。清廷的这一决策实在不同寻常，因为袁世凯当时仅仅是一个臬司，他的上头还有布政使，按照规矩总督短期离任，应由布政使来署理。无论如何也轮不到由他来署理直隶总督。荣禄的这一决定，说明袁世凯在政变问题上立了大功，这也表明了他们对袁氏的充分信任。而荣禄进京“与莘伯期会于其第，莘伯亦以调停之说进。次日入见，先皇上，次慈宁，语秘莫能闻，大都两解之词”。换句话说，荣禄进京之后，清廷才决定杀害谭嗣同等要犯的。
以上就是按照蔡金台致李盛铎之密札所解释的戊戌政变的过程。毫无疑问，引起慈禧发火，把光绪皇帝赶下台的，一定是袁世凯泄露新党有围颐和园阴谋引起的。袁世凯毫无疑问是告密的元凶。

　　　　（三）蔡金台的第二通密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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