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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日本外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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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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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各派的总部(本山)都举行“御平愈大祈祷”，并规定今后出生的孩子一律不能取名为三藏。
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类似的例子。如日俄战争结束时在签订《朴次茅斯和约》后日本人对条约内容不满而引发的民众暴动——“日比谷焚火事件”(注：日俄战争结束时，日本与俄国签订了和约。日本国内很多人对和约中俄方没有向日本进行战争赔偿强烈不满。而当时日本的实际情况是，日本虽取得战争的胜利，但元气大伤，已无力再战。民众不了解这一点，当时几乎所有报纸都一齐煽风点火，鼓吹再战。在这种气氛下，1905年9月5日，3万余人在东京日比谷公园集会，要求废除和约，继续作战。集会发展为暴力，烧毁了2个警察署、219个派出所、13个教会、53处民房，全国一时陷入无政府状态，政府不得不发布戒严令。)、二次大战中为德军的闪电战所迷惑而仓促参加三国同盟的经过、二战中像“神风突击队”那样的具有鲜明的日本特点的“特攻”、“一亿玉碎”、“十死零生”的做法，20世纪60年代的某些激烈行为，可以说都带有日本式“集团歇斯底里症”的特征。
在与外部世界交往时，日本有时还表现为带有母系社会特征的大家庭主义，即日本在处理某些事件上显示出整个日本为一大家庭、一个人的行为连带着整个家庭的倾向。“以女性社会特有的大家庭主义思考为中心的日本人，在解释他国国民的行动时，不能冷静地认识到自己与他者之间的异质性，容易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感情强加给对方。”(注：附图)
假如岛国的周边也是规模和文明程度类似的国家(如英国与德、法之间)，情况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但日本不仅是一个岛国，而且在近代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作为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圈中的一员而处于东亚文明中心的边缘地位。这一独特位置给日本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带来了两个特点：第一，交往限于少数国家；第二，不是把对方当成一种异质的文化来认识和评价，以平等之心态进行交往，而是当成一种具有同质性的、处在或高或低位置的、通过学习可以改变相互位置的存在。历史上，日本一直将中国作为模仿的样板来加以观察认识，或为了取得来自中国的认可，或为了摄取中国文化而认识中国。历史和地理为日本提供以平常心态、平等地与多国打交道的时间太短，近代以前可以说日本没有真正的外交(日本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始于近代，关于日本外交史的文献也大多从近代日本开国谈起)，故古代也没有产生系统的外交理论。这种独特的历史体验使日本在认知“自国”与“他国”问题上带来困惑，较容易出现极端，容易将认识对象加以美化、理想化，而当理想破灭后又容易走向鄙视。日本有一种对自己在国际秩序中位置十分敏感的心态并时常出现定位的困难。例如，古代对中国充满了崇敬并参照中国定位自己，但这种崇敬其实带有美化和理想化的成分。而当近代日本理想中的中国形象破灭以后，便参照西方国家定位自己，走上了“脱亚入欧”之路，鄙视和侵略中国。这个转变使日本由原来处于中国系统的边缘地位变为处于西欧系统的边缘。近些年在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高速发展的新形势下，日本又提出了回归亚洲的口号。然而，实际情况是，日本既没有完全“入欧”也没有完全“归亚”，它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现在的日本可以说既担心被西方国家抛弃又担心成为“亚洲孤儿”。当然，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会在某些时期参照“他国”或“他民族”来定位自己并改变自己的地位，但像日本这样对自己的位置如此敏感、如此多地出现“定位困惑”的国家的确少见。从民族心理上说，这是日本在“自我认知”问题上出现困惑的表现。
伴随这种“定位困惑”的是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和被害意识。日本不仅担心自己落后，担心被抛弃，还担心受害。日本人有一种把自己描绘成弱者、受害者的倾向，有一种被害意识存在于他们的心理深层并不时在对外交往中表现出来。需要指出，近些年日本出现“中国威胁论”也是出自“中国强大后日本将受其害”这一假想之上。同样的态度也表现在对韩国、朝鲜等国的看法上。(注：1998年8月31日朝鲜发射卫星(一说导弹)。一时间，“日本还能保证安全吗?”、“如果不能保证安全，日本怎么办?”等问题充斥媒体。日本还出版了诸如《假如与朝鲜作战》为题的特集杂志。另据共同社1999年7月12日所发消息称，在朝鲜1993年发射“劳动”号导弹之后，日本航空自卫队便开始在绝密状态下研究利用战斗机空袭朝鲜导弹发射基地。这项研究把位于日本海东海岸的朝鲜曾发射“劳动”导弹的卢洞基地设定为打击对象。与日本的这种过度反应相对照，韩国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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