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堪布时，又修建了顶上大殿。
理塘寺为三世达赖喇嘛所昌建，后来与历世达赖有关系，特别是与七世达赖喇嘛的关系密切。七世达赖喇嘛即出生在理塘寺脚下的一个村庄，他的父亲公索南达吉曾任哲蚌寺大僧官的助手副僧官。后来大僧官噶居端丹旺布被上司派任理塘寺管家时，索南达吉也被带到理塘寺并管理俗人事务，遂退戒还俗，娶妻生下了七世达赖。1720年，七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坐床后，三大寺扩招康区喇嘛，哲蚌寺等大寺中已设有理塘弥村。[19]1729年藏历二月初八日，七世达赖喇嘛前往泰宁途中住进理塘寺，在该寺讲经说法，使理塘寺一时成为周边僧俗朝拜的圣地，也是清朝文武官员出人之所。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对理塘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朵麦地区讲修格鲁派教法之众多道场中，理塘图钦绛巴林寺系一切智索南嘉措所倡建，清净信守圣法戒律，为讲闻静修显密教之楷模，该寺教证功德宏大之善知识众多，为堪可颂扬之圣地。该寺神变祈愿大法会规模宏观。”[20]又说；“此为康区格鲁派诸讲修道场中最为殊胜的大寺。”到了雍正年间，理塘寺又有很大发展，此时共有增一千八百人，信教群众更多，寺院得到的布施也大大增多。到了乾隆时期，规模更大，据《卫藏通志》记载：“巴塘东行五百四十五里，名里塘，有长吉春科几寺（即理塘寺），大堪布喇嘛居之，管喇嘛三千余名。”[21]
七世达赖喇嘛住禅理塘寺期间，该寺名声远扬，成为信徒中心，理塘寺与达赖喇嘛关系亦更加密切，以至于此后理塘寺每每得到藏方的特别恩惠也不足为奇。当时，理塔寺一度成为藏及汉、满、蒙等朝官云集的一方，汉藏文化在此得到交流，理塘寺与清朝官员的交往有利于寺院的发展。
七世达赖喇嘛晚年还十分关心理塘寺的情况。1753年藏历新年，理塘寺派人向七世达赖献礼，七世达赖喇嘛特赐理塘寺上等锦缎十地卷轴画二十三套作为寺院的信仰所依，并给理塘寺一切所依捐赠供奉资金。同年6月，七世达赖喇嘛念及理塘寺为佛王索南嘉措的道场，自己也出生于此，并曾长期居住，因此决意新建经堂殿顶，遂派遣普隆俄仁巴洛桑索巴和朗生才旺伦珠二人去理塘寺管理必需品和工匠。[22]此后历经八世至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理塘寺在藏区的地位始终不变。
近代以后，理塘寺进一步有所发展，这与二世香根活佛有极大关系。二世香根活佛（1908—1949）在宗教上是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代表，1931年从西藏回到理塘后，即大兴土木，扩建该寺。他一方面请求西藏地方政府经济上给予支持，结果获银500秤；另一方面到各地讲经募捐，如此一来，扩建了顶上大殿，修了法王殿及大佛殿外的公房。为了巩固和扩大理塘寺在康南地区的影响，香根活佛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翩。
在经济上，除整顿原有的经济机构西所外，还新设立了下布，专门掌握寺内的经济，经商营业。此外又成立了榨子，为寺内收入和开支均最大的经济机构。僧俗人家有丧事，都将死者衣服，用具、钱财等供养给榨子，榨子变卖后给死者念经，其收入极高，并放高利贷。其收入用于供给寺内念经的一切费用、敬神酥油、寺内公共事宜费用、年终给喇嘛的布施等。
在政治上，对外采取了“和睦友邻”、“亲汉近藏”的政策，主张理塘、巴塘、结塘（中甸）紧密团结，作为团结各县的核心。取得了国民党和西藏地方政府的支持和帮助，西藏地方政府曾帮助修庙，国民党刘文辉赠送茶500驮，使理塘寺在各方面得到迅速发展。
理塘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当然不能完全归于某个人物的个人作用他不完全是它与西藏的密切关系，然而我们又不能不看到由于它地处“藏彝民族走廊”和汉藏民族交流通道的特殊地理位置，在历史上，它确实受到过各个方面因素和各个民族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明清以来汉藏文化在此交融，这些都使理塘乃至于康巴地区历史和文化呈现出自己独特的特点和魅力，使康巴大地灿烂文化成为祖国文化宝库之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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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格勒.论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M].中山大学出版社.第318页.
[3]第巴·桑结嘉措.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藏文）[M].1989.11.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第298页、416页.
[4]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译.三世达赖喇嘛传[M].西藏通史[M].资料 丛书（第一辑）.第326页.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2003.10.
[5][6]同上.327页.
[7]明史·土司传[M].
[8]陈庆英、马连龙译.三世达赖喇嘛传[M].第327至328页.
[9]第巴·桑结嘉措.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藏文）[M]1989.11.中国藏学出版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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