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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年代学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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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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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编年史或某种类似的记载。这从《竹书纪年》中已可略见其端倪。但编年史的真正成熟。有赖于历法与纪年体系的完善。因为编年史必须以历史年代为经，按年、月、日的顺序记述史事。看来很奇怪的是，中国编年史的最初繁盛，是伴随着西周中央王朝的衰微而出现的。孟子说过：“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平王东迁后，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但各诸侯国的实力已经有所发展，并得以便宜行事，这才有“晋之《乘》，楚之《桃杌》，鲁之《春秋》”等等当时著名的编年史问世。孟子对这几部著作的评价是“其文则史”，应是指它们仍沿用了中央王朝史书的体例笔法[7]。从其中唯一流传至今、相传经孔子删削修订的《春秋》的体例来看，仍不外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四季），以时系年”。可见，严格地按年代、按历法时间顺序将历史事实记于册籍，正是“史”的本质属性。编年史的发达，无疑促进了历史年代学的孕育和产生。据《吕氏春秋·察传》的记载：“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晋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这段记载常被引作校勘学方面的美谈。但若子夏不熟悉编年史体例，没有丰富的年代知识，便很难迅速作出“三豕”为“己亥”之误的准确判断，因而这段记叙同样可以看作年代学方面的一个很好例证。到西汉之时，司马迁著《史记》，因“并时异世，年差不明”而作“十表”，更属历史年代学上的鸿篇巨制。其中的《十二诸侯年表》，能够有条不紊地从共和元年逐年编次，显然得益于众多有关的编年史资料。
5.严格地按历史年代，亦即历法时间的顺序记事，说明我们的前人对时间的一维性（即一去不返的性质），乃至历史本身作为在时间中发展的过程所同样具有的一维性，都已有了一定的认识。《左传》的作者曾借人物的对话，阐明了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应注意“始、衷、终皆举之”的思想，并深以“三不知”为诟病[8]；战国时期的哲学家尸佼，则对“宇宙”，亦即当时人们所认识到的四维时空，作出“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的精辟定义；《周易·系辞传上》对物质运动与时空的辩证关系，甚至提出了更为深刻的哲学见解。从而表明：至迟战国时期，人们的这种自觉认识，已达到了很高的层次。历史事件的始与终，即其自身发展所固有的方向，与历法时间所指示的方向，应是一致的。这是历法时间能够成为衡量历史的客观“标尺”的原因所在。历史记叙中历法时间的紊乱、错误抑或缺失，都有可能使得所谓的历史变成非常荒谬的事情，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任何历史的记叙，只要一经形成，也必然会保有它所由产生的那个年代的若干信息。人们之所以花大力气对历史记叙的有关年代加以考索，并且，之所以能够透过许多表面上杂乱无章、扑朔迷离的史料，搔扒抉剔，得出若干有意义的成果——换句话说，历史年代学之所以必要，并且之所以成为可能，其根据全在于此。
6.中国历史的悠久、历法与纪年体系的复杂多变，使得对历史年代问题的考察变成非常困难的事情。它既需要渊博的知识，又需要清醒的头脑，还要加上十分娴熟的计算技巧。从历法来看，由于岁差、观测误差及推步等方面的原因，更由于历代统治者改正朔的需要，我国自春秋战国以来直到清末，先后行用的历法竟多达100余种。虽然这些历法大同小异（除太平天国的天历为纯阳历外，其余均属“居阳治阴”的阴阳合历，且自汉太初历起绝大部分行用夏正，即以寅月为岁首），但气朔推步上的些微差异（尤其当同时并存的几个割据政权行用不同的历法时），仍足以使得治史者在考证时大伤脑筋。再从纪年体系来看，除星岁纪年与东汉以后广为流行的干支纪年外，更为常见的是帝王纪年。而帝王纪年又有年号纪年和仅按帝王在位年序的无年号纪年之分。年号纪年的情况亦每每不同。少的如明清，基本上是一个皇帝使用一个年号；多的如唐武则天，在位21年竟使用过18个年号。不难想见，我们的前人为考辨历史年代需要付出多么艰辛的劳动！由此可见，以史学家陈垣为代表的一批近代学者的贡献是空前卓著的。他们于本世纪前半叶，主要是二三十年代，集中精力对殷商以来历法与历史纪年状况作了全面、系统的考订，并成功地引进西历、西元纪年体系，从而开辟了一条中西结合、以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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