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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年代学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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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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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历及西元纪年为经贯通中国历史年代的新途径。他们在此基础上编制的《中西回史日历》、《二十史朔闰表》等各种年表、历表，给治史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迄今仍是人们考索历史年代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书。
7.应该承认，现今被称作公历、公元的西历（格历、儒历）及西元（基督纪年），本身并非完美无缺。首先，所谓公历只是一种纯阳历，不能反映月相的变化；岁首及12个月日数的安排，也没有多少科学的道理；而且在1582年教皇格里高利改历前，其精度还大大低于中国的传统历法。其次，公元（Anno Domini，意为“基督纪元”），并非自基督降生起即行使用的纪年体系，而是在耶稣死后500多年向前逆推得到的；其实际推广使用的时间，更是公元8世纪以后的事情。尤为糟糕的是，推算得出的所谓基督元年根本是错误的，因为它比耶稣的实际生年至少迟了4年。而且公元作为通用的纪年体系，其起点也嫌太迟了一些。事实上，人类文明史的许多重大事件都发生于公元前（Before Christ，意即“基督之前”），以至于按公元纪年时不得不以逆序表示。如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B.C.551），当他周岁时应是公元前550年（B.C.550），而不能记作公元前552年（B.C.552）。然而。公历与公元纪年纵有上述种种缺点，但它们的优点恰恰是中历及其纪年体系所不具备的。公历的优点是规则、易记，相比中历需根据太阳、月亮的实际运行推算气朔简单、方便得多。公元是一个仅有唯一出发点的纪年体系，因而可以用于连续而不重复的纪年。正是公历、公元的上述优点，使得它们成为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在内）通行的历法和纪年体系，并成为我们用以记叙和量度中国历史年代的标准尺度。人们竟然选择了一个充满各种缺点的纪年体系，这大概很令一些追求圆满完善者失望。事物的发展往往就是这样。正如英国哲学家贝特兰·罗素所说：选择基督纪元只不过是一种大家公认的习惯，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方便而不是因为我们认为它更接近“真理”[9]。
8.陈垣等人所从事的是一种由繁入简、由博返约的工作。这一工作宣告了中国传统历史年代学的终结。老子说过：“为学日益，为道日损”[10]，学问达到至高的境界，大概所需的道理也应是最简单的：“吾道一以贯之”[11]而已。公历、公元一经引进，原本错综复杂的中国历史年代问题立刻变得简单、明了了。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历史年代学所取得的这一巨大成功，反而使其自身渐遭冷遇。不仅普通人，甚至很多治史者也把它视为无足轻重的东西——既有现成的工具书可资利用，又何必花大力气去“知其所以然”呢！这是相当一部分人的心态。历史年代学在近年来的境遇，很有点像历法推步日趋精密后，古代天文学所曾遭逢的命运。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说过：“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12]当今之世，对历史年代学“茫然”者大概已不在少数，因有关常识问题闹笑话者亦时有所闻。相声演员因不懂干支纪年，把60年代说的段子生搬到90年代而出洋相，尚属情有可原；历史学家因不懂历史年代的换算，在一些“周年”纪念问题上屡出差错，却是大不应该。由此看来，治史者的为学之道，仍应必须包括一个对历史年代学钻进去再跳出来，从而完成认识上的飞跃的过程。为此多花上一点时间是值得的。因为这将有助于人们增进对历史的理解，或曰增进人们的历史感。同时也可避免老是跟在别人后头亦步亦趋，在有关问题上变成一个人云亦云的“盲瞽”。
9.加强历史年代学的学科建设，已是势在必行。这不仅是治史者本身的需要，也是时代所提出的要求。当今世界日新月异，中国四化建设蓬勃发展，但历史年代学方面的建设已大为滞后，数十年来始终未能超出陈垣等人的工作而有所建树，甚至迄今尚无该学科的专门论著问世。这与历史科学的进展显然是极不协调的。随着天文、考古等等相关学科大量新成果的取得，随着历史研究中若干有关年代学问题的不断提出，彻底扭转局面的条件已然成熟。历史年代学要不失时机地取得发展，在普及和提高两个方面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一是结合破除迷信，普及历史年代学常识，从而提高全民族的历史年代学素养；二是加强理论建设，对既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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