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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就先后隶属于突厥、回纥、契丹。它们人物风俗相同，既然突厥、回鹘中都已出现米氏（唐党项以姓别部有米禽氏[25]（P249上）），奚族独例外乎？此其一。
中原地区在十世纪以前文化经济繁荣，四方胡夷皆仰慕归化。胡人汉姓在当时是一种荣耀。自汉代以来诸胡适汉姓者不绝于书，尤以北魏为著。拓跋宏举国汉化，采用汉姓。唐代沙陀、回纥、奚族等族习汉姓者亦颇多，部落贵族往往以赐国姓为荣。但是，在部落中除了贵族上层有名有姓外，一般部民是没有姓氏的。它们或以所居地为姓，如辽太祖阿保机开始就无姓氏，而是以地名为姓，遂有耶律氏[26]（P1534）；或以所属部落为姓，《旧唐书·哥舒翰传》云：“藩人多以部落称姓，因以为氏。” [27]（P3211）唐末奚族据《五代会要·奚传》卷二十八载：“族有五姓：一曰阿荟部，二曰咄米部，三曰奥质部，四曰奴皆部，五曰黑讫支部。” [28]（P452）就是“以部落称姓”的习俗，而其中的咄米姓有可能受汉化的影响简化成为米姓。像这样为了与中原汉族保持一致而简化姓氏的例子很多，如《古今姓氏书辨证》卷二十四“十姥”：代北人姓——后魏《官氏志》吐罗氏改为罗氏，吐门氏改为门氏（P247下）；《新唐书》卷一百七十一：石洪，字濬川，其先姓乌石兰，后独以石为氏（P5188）。可能率习为常，未登录史册罢了。所以不能够仅仅从米海万、米海进二人姓名上做文章，姓名本身就有明显的汉化痕迹，“海万”、“海进”取意吉祥，如明代有米万钟者[29]，亦是此意。此其二。
其三，从地域上来看，沙陀本是天山附近的一支突厥部落，在唐代中叶内迁。沙陀贵族李国昌、李克用父子三代在唐末势力范围主要在大同、朔州、太原一带。游居太原一带的沙陀部有米姓出现，而米芾又“世居太原”，因此便成了与沙陀有渊源关系的证据。而《宋史·米信传》中并未提及米信曾占籍太原，应是米信后人迁居。后来米芾父子又多次迁徙，因而又被称为襄阳人、吴人。所以仅以所居之地的偶合来断定米芾身世，似乎过于武断。不妨从米信出身来论述其可能性。
奚族在汉代居住于赤峰地区，后来逐渐迁徙，北齐时奚人已迁到代郡（今山西大同），并深入河套地区。如《北齐书·文宣帝纪》卷四载：“天保三年春，正月丙申，帝亲讨库莫奚于代郡，大破之。”[30]唐代开元年间又有部落五千帐迁到幽州附近，最远时迁到云南[31]（P5356）。唐末至五代又迁到保为州（今河北逐鹿），遂分为东、西奚。其后皆臣服于契丹，分成十三部，为契丹代守边土[32]（P452）。后唐时奚族舍契丹内附，因其“人物风俗与突厥同”，所以与沙陀部落相杂。而米信生于后唐明宗天成三年丁亥（928年），“从少勇悍，以善射闻” ，遂征入行伍，脱离了族属，所以《宋史》才有米信“本奚族”也即出身奚族的记载。不久奚族因后晋割幽云十六州又重新隶属于契丹[33]（P453），这与《宋史》中 “时信族属多在塞外，会其兄子全自朔州奋身来归，召见，俾乘传诣代州，伺间迎之其亲属，发劲卒护送之。既而全宿留逾年，边境斥候严，竟不能致。信慷慨叹曰：‘吾闻忠孝不两立，方思以身殉国，安能复顾亲戚哉。’北望号恸，戒子侄勿复言” （P9023）的记载也相吻合，所以《宋史》关于米信族属的记载并非误记。而米芾作为米信后人自然也是奚人血统，所谓西域后裔的说法便不能成立。至于直接把米芾说成穆斯林后裔即回人更是不能成立，佐证如下。
应当说称米芾为回人并不恰当，唐宋之际还未形成这种称谓。“回回”一词是从南宋末期到元代中叶才逐渐形成的，而认为米芾为回人是明代才有的观点。明人因元代有西域迁过来的米姓色目人，如米少尹[34]、米里哈[35]者，便推测米芾亦如是，后逐渐成为一说。陈垣先生认为：“回教人著述有以米芾为回回人者，以尚无确据，姑置之。”[36]（P4）而坚持此说断定米芾为回人的证据（有籍可查者）不外是米芾癖洁而已。
米芾好洁时人多有记载，如《宋史·文苑六·米芾传》卷二三三：
“冠服效唐人，风神萧散，音吐清畅，所至人聚观之。而好洁成癖，至不与人同巾器。”（P13123）
《宣和书谱》中也说：“文臣米芾，……博闻尚古，不喜科举，性好洁，世号‘水滛’。”[37]
米芾因为好洁，当时人遂戏称他为“水滛”（滛同淫，浸淫、浸渍之意）。米芾甚至还因癖洁获罪罢官[38]。当时人曾疑其真伪而试验之，如《鸡肋篇》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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